畢業后給老師的感言

時間：2022-11-05 17:18:07 畢業感言

畢業后給老師的感言

　　在平時的學習、工作或生活中，我們時常會對某些事或人產生一些觸動，這時可以把它可以記錄在感言中。那么如何寫感言才能更有感染力呢？下面是小編為大家整理的畢業后給老師的感言，希望對大家有所幫助。

畢業后給老師的感言

畢業后給老師的感言1

　　人生四十年，彈指一揮間。四十年崢嶸歲月，滄海桑田。世界已是舊貌換新顏，唯一沒有改變的，就是師生間、同學間純樸、真誠的書窗情誼。無論是當年年輕的老師，還是青春歲月的同學，現在都已經是銀發蒼蒼，飽經滄桑，歷經人生歲月的艱辛。

　　回憶四十年前，我們每個同學都是那樣的單純、天真、活潑，熟悉的聲音仿佛還在耳邊;回想當年老師慈祥的面容，幽默而有情趣的授課方式，以及課堂上、家訪中對我們每個同學的期望和諄諄教誨，至今在我的腦海中仍然清晰可現。

　　畢業分配后，師生們天各一方，平時聚少離多。有時幾個老同學偶爾相逢，也是匆匆寒暄幾句，然后就各奔東西。

　　社會是個大熔爐，我們每個人都經歷過艱辛的磨煉。才使得性格逐漸成熟、堅強。那個年代，我們大多數人都有著相同的經歷，那就是下過鄉、住過貧困山區農民的土坯房，參加過憶苦思甜會、吃過憶苦思甜飯。白天在田間勞動，夜晚煤油燈下，和同屋的知青一起談天說地，談古論今。在我們的心靈深處，尤其是那種艱苦的環境下，我們每個知青都有過憂慮：“貧困山區農村的面貌何時能改變?農民的出路在哪里?”畢竟我們個人的能力是有限的，在那個年代，對客觀現象的存在是不能有消沉言論表露的。那是我一生中最艱忘的歲月，因為我們親身經歷和飽嘗了貧困山區農民生活的艱難。

　　回城后，我們有了固定的職業。當每個人領到二、三十元的工資后，我們當時感到很榮耀，很滿足。但我們沒有感到驕傲，因為我們知道，現在我們已經是真正的.成年人了，今后的人生路還很漫長，我一定努力工作，爭取在自己的崗位上做出一些成績來。

　　成家立業后，為了子女的升學、就業、住房、婚姻，為了照顧年邁的老人，家庭的瑣事驟然增多，每件事都需要操心、料理，肩上的擔子加重了。有時感到生活的沉重與無奈，但是一想到人生的責任和義務，心情也就自然而然地平然下來。

　　風風雨雨四十載，我們大多是在平凡、艱辛的歲月中度過的。蹉跎的歲月使我們重新認識了“人生”二字的涵義，那就是要努力、要拼搏、要奮斗，只有付出，才會有收獲。

　　光陰任苒，現在我們已近花甲之年，大多數同學已經離職退休，人生的這個段落可以劃個句號了。但是今后的路該怎樣走才更有意義?在前行目標尚未明了之時，師生四十年聚首給了我新的啟示，開闊了我的眼界，那就是首先要堅持鍛煉身體，保持一個良好的精神狀態;二是要廣交社會各界朋友，多交流健康心得和經驗;三是貢獻余熱，多回報社會和奉獻愛心，相互扶持為老年人解決生活中的實際問題，使我們大家都擁有一個健康、愉快、充實和幸福的晚年。

　　我相信，通過努力，今后的同學、師生聚會一定能成為我們奉獻愛心，回報社會的一個動力，我們翹首期盼著……

畢業后給老師的感言2

　　90年代，我曾經做過一次有關kevin lynch的文獻綜述，順便把林奇老師在mit的那些教學歷程和學術轉型的前后，瞧多了幾眼。林奇是1984年去世的吧？（好像）。他是在答應清華要來教課之前突然辭世的。那時的林奇，正處在1980年代如火如荼的“現象學和場所話語”的潮水面前——這股浪潮，要等到1990年代，才涌到了中國——所以，我在林奇晚年的文獻中，看到了他的思想轉變。林奇早期是跟著心理學（不管是美國那種相信后天人格的行為心理學，還是德國的格式塔心理學）、跟著包豪斯教程和教授（比如，納吉，合作的凱皮斯）的視覺理論，跟著當時的人類學調查等（見《城市意像》附錄）等崛起的。我們看到的《城市意像》火紅于1960年代，1970年代。而事實是，林奇二戰退役之后就開始了這個方向上比較結構化的認知地圖調查，并思考著怎樣用到建筑學和城市設計里面來。

　　總之，我想說，林奇最初的成功源自其青年時期到中年的知識儲備和長達20年左右的積累。而這種積累和知識的成熟，還有等上另外20年去消化和打磨。但是到了1980年代，林奇的這些理論遭到了許多批判，也包括遺忘。有趣的是，林奇曾經在1979？來過同濟，并在南京、北京都開過講座。林奇在日記里用類似的口吻寫到：臺下聽眾都是教授和領導，他們提問的問題，都是關于城市是否存在著數字意義上的最佳人口規模？是否有最佳的合理的城市空間結構？是線性城市好？還是單中心城市好？而這些問題，正是我在1960年代關心的東西。那時的結論，如今看來，都很輕率（哦，這是我憑記憶轉述的）。

　　林奇到晚年，已經從定量和結構化的城市空間認知，似乎開始轉向了某種人類學化或者說面向價值觀討論的場所質量的描述（比如，他最后的那本書）。但是這項工作沒有完成，林奇就去世了。

　　林奇的故事，讓我看到，多數教授和學者和老師和學生，我們的學術道路一生不可能轉型無數次。轉型無數次的人一定是瘋子或是超天才或是趕場子的。我們多數人的成長歷程，真是經歷著一個年輕無畏、到大量調查、積累和篩選，到回到田野，再次思考的這類過程。一個人，一個學者，能脫胎換骨一次已經不錯，能換兩次，神助。有天天脫胎換骨獨領風騷一輩子的嗎？

　　這就讓我想到剛剛和crusader的對話。我說：“如今，即使國內一流大學里出現了一個悖論現象。一方面，中青年教授很愿意變，也愿意更新。但是，這種更新的危險在于，他們往往極端到放棄自己前XX年的研究，徹底地改行。比如，從什么現象學的建構，一下子都去搞參數化設計。等到未來別人搞虛擬城市，他們再去學虛擬城市。求變是好的。可是，像greg lynn這樣的人，他們的數字化技術也不是搞了一天兩天，也不是因為看到別的建筑師出了風頭才開始搞的。這其實提醒青年學者，即使更新和占據前沿，也要從根子上徹底地占據前沿，而不是把前沿當成時尚；另一邊，是老教授或是思想上老教授的老化。這個也沒有辦法。這個也不是年齡的問題，反正知識到了一定的階段就老化。特別是技術行當。學校的界面又不開放。。其實，老教授如果技術上不領先了，真可以去搞管理”。

　　crusader說，“greg lynn本科是學數學的，另外他對建筑的構造學，建構學的理解，實在不咋樣，所以搞digital是他的最佳選擇。不過老美確實很執著，不會因為funding在哪里，市場在哪里就隨意變更自己的興趣。當然，在各種壓力下，他們也會主動適應整個學術市場的變化。數字化技術，已經是太大的一個概念，一般如果有朋友說要搞數字化技術，我會問到底具體是什么，理論基礎是什么，這個方向的發展史是什么？國內好像搞數字技術都成了一窩蜂。看上去老是跟在世界前沿的后面，其實就永遠是在后面。在經濟學里這是有一個理論的，就是說后進者即使學習能力很強，但是永遠跟不上原創者，因為方向是別人定的，你到了人家那個位置，但是人家已經又挪窩了。”

　　看來，那些像趕場子一般跟著學術時尚轉來轉去的青年教師，可能最值得從林奇的故事里琢磨出一些經驗和教訓的。一是做研究真地要選自己內心的最愛和最痛的東西，二是要能夠沿著某個方向深它20年。不然，轉到后來，總是二流，神馬都沒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