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時期景德鎮“都幫”倫理思想探析
論文摘要：明清時期“都幫”能成功控制景德鎮瓷業，除了難得的機遇外，還與其思想息息相關。本文從四個方面詳細闡述了“都幫”的倫理思想。
論文關鍵詞：都幫 景德鎮 瓷業 倫理思想
“都幫”是明清時期活躍在景德鎮、從事瓷器產業的都昌人的利益共同體，居景德鎮三大幫派之首，它們幾乎壟斷了整個燒窯業與瓷器業，以至于康熙期問出現了“而今盡是都昌籍，本地窯幫有幾家”(《陶陽竹枝詞》)的局面。然而，都昌人并非景德鎮土著，他們只是元、明、清時陸續來景德鎮謀生的客籍人，且多由貧困或破產的農民組成。無論是技術、財力還是地域優勢，他們都無法與有著悠久制瓷歷史的景德鎮土著相提并論，可是為何到了清朝，都昌人卻能夠反賓為主，一舉成為景德鎮瓷業霸主呢?這是一個非常令人感興趣的問題。目前，一些論文與著作已經注意到這個問題，并作了一些解釋。然而筆者注意到，這些解釋幾乎都有意無意地把都昌人的成功歸結為歷史機遇，如“三藩之亂”導致本地窯戶破產，御用瓷器的民窯分攤制度使得本地窯戶不堪重負而被迫“歸田”等，而都昌人正是把握了這些“天賜良機”才成功立足景德鎮的。然而據史料記載，明清時進入景德鎮從事瓷業的外鄉人不單是都昌人，還有鄱陽、樂平、撫州、豐城等地的農民。同樣的歷史機遇，為何鄱陽人樂平人沒有把握住，偏是都昌人把握住了?
筆者認為，都昌人成功掌控景德鎮瓷業，機遇固然重要(這對于任何來景的外地人都是相同的)，而其自身內在因素更是不可或缺的。要想發現都昌人成功掌控景德鎮瓷業的秘密，除了尋找歷史機遇等外部原因外，還必須對其內在因素作深入的研究。而本文則著重分析了都昌人的倫理思想。
一、吃苦節約創新進取
據石奎濟分析，都昌人是在明朝出現生產關系的萌芽后才開始大規模地涌進景德鎮。這些背井離鄉的都昌人，大多都是破產的農民，以賣苦力為生，有手藝的就在景德鎮做手藝，比如木匠、桶匠、泥工和裁縫等。沒手藝的，他們就推車、挑擔、撐船”。這些行業在當時應該是貧困的下層人干的，收入微薄，勉強維持生計。即便如此，這些行業的競爭仍然十分激烈，因為在景謀生的外地人，除了都昌人外，還有鄱陽、樂平、撫州等外地人。如果沒有吃苦節約的精神，是很難立足的。比如，當“三藩之亂”導致本地窯戶破產，御用瓷器的民窯分攤制度使得本地窯戶不堪重負而被迫“歸田”時，為什么沒有任何資金、技術優勢的都昌人能成功地接手這些“重負”并生存下來?原因固然很多，但起碼有一點是必須的，即都昌人的“吃苦節約”精神。所以，石奎濟認為，在景德鎮發跡的都昌人都有“能吃苦”的特點。
后來形成的“都幫”繼承了先輩們的這種精神。比如，景德鎮“三尊大佛”之首余英涇，這位擁有萬貫家財的巨富，竟然是“兩件長褂穿一過，木板舊房度一生”；在生產上，要求“勤儉節約、減少浪費”；其廳堂掛有“黎明即起，灑掃清除”的條幅。“四大金剛”之首馮承就，在學徒期間“工作勤懇吃苦耐勞，對“燒窯業各行業業務精通”，成年后“省吃儉用，勤儉持家”閻。再比如“十八羅漢”之首王家在擁有不菲財產的情況下，其妻竟然“白天親自下廚房燒飯、養豬，晚上經常擂料到深夜”。
而創新進取的精神，亦明顯地體現在都昌人及后來的“都幫”身上。明末清初時，景德鎮本地人的制瓷技術是不外傳的。都昌人想突破這種行規并染指瓷業必須有創新進取的精神。比如，“補窯原為本地魏姓專業，魏姓帶了兩個徒弟，但徒弟沒學會，師傅就早逝了，技術失了傳，于是都昌人就試著干起來了，進而由補窯而攣窯又擠進了滿窯行漸漸地控制了滿窯行”，還成功地插手“匣磚行、畫作行、成型行、及至窯廠行”。在為數不多的關于來景謀生的都昌人及“都幫”中，這種創新進取精神隨處可見。正是因為這種精神，都昌人不但取代了景德鎮土著而控制了制瓷業，而且促進了這個行業的長足發展。梁淼泰認為，正是制瓷技術被諸如都昌人等外籍工匠所掌握，才得以“保持了技術的穩定性這是景德控制瓷技藝長期不衰的關鍵”。
二、誠信經營和氣生財
如何處理與客戶的關系，對于商人來講十分重要。“都幫”的成功，肯定與其經商之道有關。很遺憾的是，與“都幫”早期經商活動相關的已不多見，筆者手中的材料主要是近代的。在研讀材料的過程中，筆者發現“都幫”十分注重“誠信經營、和氣生財”原則。
比如，“余英涇做生意最講信譽二字。銷出的瓷器，什么樣的貨賣什么樣的價”，工人“在包裝時，稍有錯裝的情況，都要受到他的責備”，“客商談生意，不論生意成否，他都要熱情接送”，對于“長工偶有差錯，他總是好言開導，從不克扣工錢”。而白手起家的余旺青亦如此，他“遵守商業信譽”，“信守業務，具有高尚的商業”，同時能“保證產品質量”等。表面上，“都幫”由于控制著景德鎮瓷業，看似產品不愁銷路，而實際上，來自外部與內部的壓力一直存在著。比如，剛剛在制瓷業有一席之地時，如何突破其他窯戶的封鎖，把產品成功地銷出?成功控制景德鎮瓷業后，如何應對因幫內不同的窯戶生產相同產品而導致的客戶爭取問題?很明顯，對待客戶的態度與產品質量就自然成了解決問題的關鍵。同時，“三尊大佛”、“四大金剛”與“十八羅漢”也并非全是都昌人，也就是說即便到清朝晚期，“都幫”也未能一統天下，瓷業的競爭依然十分激烈，行情還沒有達到非買“都幫”瓷器不可的地步。在這種背景下，任何一個商家如想生存，其在處理與客戶的關系時都得注意“誠信經營、和氣生財”，“都幫”亦如此。
由于資料的缺乏，筆者未能查到明末清初時“都幫”的經商記載。不過，可以肯定的是，那時的都昌人如果不能夠做到“誠信”與“和氣”的話，斷不可能形成“都幫”，更不可能控制景德鎮瓷業。
三、見義疏財積德行善
由于全面控制景德鎮瓷業，“都幫”嚴重影響了景德鎮土著的利益，以至于出現了諸如“都樂械斗”的惡劣事件。作為外鄉人的“都幫”，必須正視與土著的關系。這種關系處理得當與否，直接影響都昌人能否順利在景德鎮立足與發展。正是基于此，“都幫”采取了非常謹慎的做法，即除非根本利益發生沖突而被迫積極斗爭，否則以安撫為主，讓景德鎮土著從內心接受“都幫”，不再對其生產活動實施破壞。這種安撫主要表現為慈善活動。
比如，都昌會館“設置義渡”、“為死難者施舍棺具”、“舉辦本鎮民眾衛生事業”、“賑濟災民”、“辦學校、興”等。都昌會館下設“福緣社”，專門從事救濟，舉辦公益事業。再比如，馮承就對“鎮內所有公益事業，他都樂意資助，帶頭募捐辦學、修路、修橋、修溝”，“公益事業，能慷慨解囊，尤其就荒災連年時期，更為同情鄉民”。余旺柏“見貧困者為之衣食棺葬，無所惜。鎮創辦小學及公局會社，必首捐巨金”。馮宗旺“慷慨好施與，有朋之有急難，以及地方公益等事，有請于君者，立應之無難色”。
說到底，“都幫”與本地人的矛盾就是利益沖突。要化解矛盾，在利益上作出一定的犧牲是非常必要的。由上述材料可以看出，“疏財”與“行善”在“都幫”中是非常普遍的行為，而都昌會館“福緣社”的設立，則使這種善舉上升為“都幫”集體意志。“都幫”的成功靠的不是慈善事業，但缺少了慈善事業，“都幫”把控景德鎮瓷業幾百年絕對是不可思議的。
四、幫派利益至上
明末清初來景的都昌人多數是破產農民，無論在哪一方面都無法與本地人相提并論。可是若干年后，卻能成功地控制景德鎮瓷業，這與其強烈的幫派利益至上意識密切相關，而幫派利益至上的重要體現就是都昌會館等利益共同體的建立。
這種利益共同體一直伴隨著來景謀生的都昌人，萬歷年間都昌籍人在民窯業中已取得優勢，并自成一幫，清朝出現了金蘭社，后來演變成都昌會館。都昌會館建立時，直接表明其宗旨就是“為了防范異鄉或行外的欺凌，并為同鄉同行的狹隘利益服務”。具體說就是“敦睦鄉誼避免同鄉競爭，保證獲利……溝通商業信息，交流商業經驗……調解矛盾，仲裁商業糾紛”。后來，幾乎每次會館的重建，都要強調這個宗旨。蘊含其中的“同鄉親情”表明都昌人找到了共同點，并因此而成功地團結在一起。任何在景的都昌人，必須依附于都昌會館才能夠有所發展。反過來，任何損害這個集體利益的行為，都會導致“都幫”群起攻之，比如，金蘭社地盤官司、1927年都樂械斗等等。在這些矛盾與沖突中，“都幫”顯示了強烈的宗派利益至上意識，而這種宗派利益至上意識往往使得各種沖突多以“都幫”的勝利而告終。“都幫”這種維護自身利益的做法，雖然體現了一定的階級性，但是其中的團結精神，或許正是都昌幫能立足景德鎮鎮的原因之一。
明清時期陸續來景的都昌人及后來的“都幫”，多數是沒有知識的農民及其后代，他們沒有為自己的創業史立傳，而近代之前關于他們在景德鎮生活創業的記錄也非常少，更不用說去關注他們的思想了。但是，筆者在查閱與“都幫”相關的時始終感覺到，要想搞清楚“都幫”能在景德鎮成功創業并生存的原因，離開其上的優勢，單純去作任何其他的解釋難以讓人信服。基于此，在材料相對不足的情況下，筆者撰寫此文粗略地闡述了“都幫”的倫理思想，也謹以此文拋磚引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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