淺談中國民族音樂文化的發展
摘 要：中國民族音樂文化有著悠久的歷史，從原始社會開始，隨著各個朝代的變遷，中國的民族音樂文化一直在不斷地進步和發展。關鍵詞：民族音樂 傳統文化 多元化社會音樂結構
中國民族音樂有悠久的歷史傳統，在四五千年前的原始氏族社會中，就產生了原始的歌舞和歌曲，到殷周奴隸主統治的時代，音樂文化已經相當發達。兩千多年的封建社會中，音樂不斷得到發展。在中國歷史上曾經多次出現音樂文化繁榮昌盛的時代。中國民族音樂文化是根植于中國悠久的傳統文化土壤之中，獨特的中國傳統文化造就了獨特的民族音樂。
在漫長的原始社會，人們主要是靠集體的勞動來生存，所以原始音樂與勞動生活有著緊密的聯系。相傳為黃帝時做的《彈歌》就是反映狩獵生活的：“斷竹，續竹，飛土，逐宍”。《呂氏春秋.古樂》中記錄的“八闋“，則是反映原始農牧生活的組歌。當時，人們所歌詠的內容，諸如“敬天常”“奮五谷”“總禽獸之極”反映了先民們對農業、畜牧業以及天地自然規律的認識。原始音樂的主要形式是歌、舞、樂三位一體的樂舞。在與大自然苦斗的過程中，人們在不能戰勝大自然和客觀環境的時候，就產生了一種精神寄托——圖騰崇拜。所以許多原始樂舞主要體現了氏族部落的圖騰崇拜，例如黃帝部落曾以云為圖騰，他的樂舞就叫做《云門》，堯時則有《咸池》，舜時則有《韶》。其中《韶》樂最著名，至春秋時仍有演出，孔子在齊國聽到《韶》樂演出后，認為獲得了一次很高的藝術享受，以致“三月不知肉味”。
西周時期，奴隸主階級為了鞏固自己的社會地位，制定了禮樂制度，把上層社會的人分成許多等級，再依照等級地位的不同，規定所實行的禮樂，這個時期的音樂主要是為上層階級服務的，樂成為了禮的附庸。到了春秋戰國時代，中國社會經歷了從奴隸制度到封建制度的轉變，社會思想活躍，出現了百家爭鳴的局面。在新思潮的影響下，娛樂性比較強的、不受禮樂束縛的新樂，逐漸代替了使人聽了昏昏欲睡的“古樂”。春秋末期形成的儒家學派對音樂的影響是很大的，儒家學派的創始人為孔子，他積極提倡音樂，一生不斷地進行音樂藝術實踐——彈琴、擊筑、鼓瑟、唱歌，并把音樂作為“六藝”之一加以傳授。
短暫的秦王朝揭開了封建大一統的序幕。它雖然在音樂文化的發展方向并未留下很多業績，但一統思想，包括開水渠、筑長城、統一文字、貨幣等力圖規范化的政策措施，卻給音樂思想以及音樂文化的發展留下了軌跡。從漢高祖劉邦開始，統治者對民間音樂的偏愛影響著民間音樂的發展。樂府機構的建立，采集了大量的民間歌曲；儀仗鼓吹音樂也多用世俗性歌詞；歌舞伎樂，以百戲的形式綻開新花；相和歌這種民間藝術形式不斷豐富、完善；世俗音樂的潮流在不斷發展擴大之中。適應鼓吹、相和歌等俗樂形式發展的需要，兩漢以來吹管樂器，以及古琴等弦樂器的發展頗引人注目。樂律學領域則出現了計算精密的京房六十律，在相和歌基礎上產生了“相和三調”的樂學理論。
三國、兩晉、南北朝時期是中國音樂文化上承秦漢，下啟隋唐的重要時期。由于局部戰爭而造成的民族遷徙和融合，使得中原文化傳統在并未中斷的情況下進一步融匯外來文化而得到新的繼承和發展。漢時的相和歌輾轉南北，演變成清商樂。魏晉以來，隨著佛教的傳入，音樂思想的發展突破了定為一尊的儒家音樂思想的束縛，隨著“玄學”的興起，崇尚清淡之士，實現著儒道互補的新的音樂主張，康的《聲無哀樂論》成為音樂美學思想的名篇。
樂律學的發展出現了純律的實踐成果；對“黃鐘不能還原”地三分損益理論探討，則出現了無神論律學家何承天的新律；三分損益法在調律和音樂實踐中的準確應用，產生了荀冒的笛律，他發現的“管口校正數”亦具有重要的學術價值。 隋唐兩代，政權統一。特別是唐代，政治穩定，經濟興旺，統治者奉行開放政策，勇于吸收外域文化，加上魏晉以來已經孕育著的各族音樂文化融合打基礎，終于萌發了以歌舞音樂為主要標志的音樂藝術的全面發展的高峰。唐代宮廷宴享的音樂，稱作“燕樂”，風靡一時的唐代歌舞大曲是燕樂中獨樹一幟的奇葩，見于《教坊錄》著錄的唐大曲曲名共有46個，其中《霓裳羽衣舞》以其為著名的皇帝音樂家唐玄宗所作，又兼有清雅的法曲風格，為世所稱道。唐代音樂文化的繁榮還表現為有一系列音樂教育的機構，如教坊、梨園、大樂署、鼓吹署以及專門教習幼童的梨園別教園。文學史上堪稱一絕的唐詩在當時是可以入樂歌唱的。受到龜茲音樂理論的影響，唐代出現了八十四調，燕樂二十八調的樂學理論。唐代曹柔還創立了減字譜的古琴記譜法，一直沿用至近代。
宋、元時期音樂文化的發展以市民音樂的勃興為重要標志，較隋唐音樂得到更為深入的發展。說唱藝術也開始走向成熟，創造出大型的說唱音樂的新形式——諸宮調。南宋姜是既會作詞，又能依詞度曲的著名詞家、音樂家。他有十七首自度曲和一首減字譜的琴歌《古怨》傳世。這些作品多表達了作者關懷祖國人民的心情，描繪出清幽悲涼的意境。到了元代，民族樂器三弦的出現值得注意。在樂學理論上宋代出現了燕樂音階的記載。同時，早期的工尺譜譜式也在張炎《詞源》和沈括的《夢溪筆談》中出現。宋代還是我國戲曲趨于成熟的時代，它的標志是南宋時南戲的出現，南戲最初是一些民間小調，演唱時可以不受宮調的限制，后來發展為曲牌體戲曲音樂時，還出現了組織不同曲牌的若干樂句構成一種新曲牌的“集曲”形式，南戲在演唱形式上已有獨唱、對唱、合唱等多種。戲曲藝術在元代出現了以元雜劇為代表的高峰，典型作品如關漢卿的《竇娥冤》《單刀會》，王實甫的《西廂記》等等。這些劇本經歷代流傳，至今仍在上演。當時南北曲的風格已經初步確立，以七聲音階為主的北曲沉雄；以五聲音階為主的南曲柔婉。隨著元代戲曲藝術的發展，出現了最早的總結戲曲演唱理論的專著，即燕南之庵的《唱論》，而周德清的《中原音韻》則是北曲最早的韻書，他把北方語言分為十九個韻部，并且把字調分為陰平、陽平、上聲、去聲四種，這對后世音韻學的研究以及戲曲說唱音樂的發展均有很大的影響。
明清時期已顯露出資本主義的萌芽。隨著城市的擴張，人口的增加，適用城市生活的戲曲、說唱藝術在宋元的基礎上得到進一步的發展，反對封建禮教，揭露階級矛盾的民歌蓬勃興起。文人參與民間文藝活動，促進了戲曲、民歌的興旺。以聲腔的流布為特點，明清戲曲音樂出現了新的發展高峰。明初四大聲腔有海鹽、余姚、弋陽、昆山諸腔，其中的昆山腔經過南北曲的匯流，形成了一時為戲曲之冠的昆劇。晚清，由西皮和二黃兩種基本曲調構成的皮黃腔，在北京初步形成，由此，產生了影響遍及全國的京劇。明清時期，器樂的發展表現為民間出現了多種器樂合奏的形式。如北京的智化寺管樂，河北吹歌，江南絲竹，十番鑼鼓等等。明代的《平沙落雁》、清代的《流水》等琴曲以及一批豐富的琴歌《陽關三疊》《胡茄十八拍》等廣為流傳。琵琶樂曲自元末明初有《海青拿天鵝》以及《十面埋伏》等名曲問世，至清代還出現了華秋萍編輯的最早的《琵琶譜》。明代末葉，著名的樂律學家朱載育計算出十二平均律的相鄰兩個律（半音）間的長度比值，精確到二十五位數字，這一律學上的成就在世界上是首創。
近現代時期，隨著西洋音樂的傳入而逐步建立發展起來了一種不同于中國傳統音樂的“新音樂”。新音樂的發展以學堂樂歌為啟蒙，在“五四運動”時期再度勃興，這一時期，出現了許多新式音樂社團。 “七七”事變后全面抗戰爆發，抗戰歌曲的創作和群眾歌詠的深入發展成為抗日文化戰線極為重要的一翼，這一時期，是新音樂創作和傳播的繁榮時期，出現了大批的作曲家，演奏家，音樂教育家，如趙元任，蕭友梅，劉天華，王光祈等等。中國民族音樂進入了多元化社會音樂結構的新時期。
參考文獻：
[1] 孫繼南、周柱銓.《中國音樂通史簡編》.山東教育出版社. 1993年5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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