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新《萬歷十五年》讀書筆記
讀完一本經典名著后，大家一定對生活有了新的感悟和看法，寫一份讀書筆記，記錄收獲與付出吧。千萬不能認為讀書筆記隨便應付就可以，以下是小編收集整理的最新《萬歷十五年》讀書筆記，歡迎大家借鑒與參考，希望對大家有所幫助。
最新《萬歷十五年》讀書筆記1
對于明神宗朱翊鈞，歷來人們大多持否定態度。其實不僅如此，說起明朝的皇帝，人們都沒有好感：他們不理朝政，就像一個個敗家子，折騰著祖宗的基業。在朱家統治時期，雖然寫就了不少的輝煌，也留下了無數的罵名。魯迅先生在論及明朝時曾說：“唐室大有胡氣，明則無賴兒郎。”
但在《萬歷十五年》這本書中，黃仁宇先生則明顯地表達了他對朱翊鈞的同情與悲嘆。當然，黃先生也從他的“大歷史”觀向我們展示了萬歷皇帝的一生，以及萬歷出發，追溯封建統治的源頭，著重剖析了明朝的政治、經濟以及文化，全面給我時期的文臣武將、思想家。
在高中歷史課上，我們都接受了這樣的觀念：封建集權統治在明清空前強化，皇權至高無上。但在萬歷皇帝身上，我們似乎看到了皇權的旁落或者弱化。尤其在立儲這個問題上，萬歷皇帝前前后后奮斗了三十幾年，終也沒有實現立他最寵愛的皇三子常洵為皇太子的夢想。
我想，其實，這也是萬歷皇帝的可悲之處。封建統治從秦朝到明朝，已經有了一千五百多年的歷史，它所推崇的文官制度，這時已經完備成熟。皇帝，在這個以程朱理學為根本太子思想的國度里，已經成為一種象征貨體制。萬歷皇帝，只要努力扮演好他的這個皇帝角色，按時參加各種典禮活動，批準內閣大臣的奏議，在全體文官以及程朱理學的協調下，整個國家基本上就可以正常運轉了�；实�，似乎已經成了禮制的象征，國家的精神領袖，倒有點類似于英國君主立憲制下的君主。但這怎么可能呢？在長達一千五百多年的封建社會里，皇帝基本上都是呼風喚雨，獨攬大權，說一不二的。
可是，在明朝，在以理學為一切工作活動的指導原則的國家里，熟悉掌握了理學的文官集團，卻逐漸壯大成熟，甚至達到了與皇權對峙的地步。萬歷皇帝想立皇三子為皇太子，朝臣竭力反對，雙方苦苦斗爭了三十幾年。最后，萬歷皇帝被迫立皇長子常洛為太子，但這是以六七位閣臣的離職，上百名大臣被降級為沉重代價的。從此以后，萬歷皇帝心灰意冷，深隱后宮，消極怠工。朝臣的奏議，他不予批準，也不加反對，就一直擱著，拖著，讓朝臣的目的也大不到。這很像小孩子的斗氣行為。但一國之君這樣做，卻是以一個國家的沒落為代價的。
其實，我們都有這樣的疑問：立誰為太子，誰為下一任皇帝，作為臣子的，和他們有多大關系，他們為什么非得擁護皇長子，甚至不惜和皇帝對著干？在以嫡以長不以賢的禮法原則下，常洵為長子，就應該為太子。萬歷皇帝立常洛為太子，就是違反禮法的行為。在以禮法為根本原則的社會里，這是關系國家根本的問題，是不能允許的，即使皇帝也得遵守。
在歷史上，神宗皇帝偏激逆反，昏庸無能。親政初始，清算張居正。他晏處深宮，聲色犬馬，荒廢政事，又大肆兼并土地，溺志于財貨。其在位期間，圍繞太子發生的“國本之爭”，更是將朱王朝進一步推向深淵。
如此可憎之人，必有其可憐之處。在《萬歷十五年》這本書中，我們看到了萬歷皇帝如何從勤勉政事，勵精圖治，逐漸墮落退化。
朱翊鈞自幼聰慧過人，讀經史過目不忘，而且頗為早熟。九歲即位，在生母李太后以及張居正的教導下，也算是一位少年英主。張居正親自教導他，安排課程，指導讀書，選拔賢能的大臣輔導他，培養他治國安邦的本領。雖然十分嚴厲，卻也不妨礙他們建立了深厚的師生情誼。
在張居正生前，皇帝一直支持他的改革。但張居正的正直，卻得罪了不少人，觸動了守舊勢力的利益。在他死后，反對他的人開始反撲。他們紛紛上奏，要求清算張居正。隨著年齡的增長，萬歷皇帝對昔日威炳震主的張居正日益不滿，對他的嚴格管理也感到了厭倦。于是他從維護張居正，到順水推舟地開始了對張居正的清算。這也是在他樹立自己的權威，徹底擺脫張居正的影響。于是，生前忠貞不二的“元輔張先生”，變成了謀國不忠的大奸臣。雖然清算成功，但這對朱翊鈞來說，這肯定是個不小的打擊。為什么他敬愛的老師就成了亂臣賊子，曾經受過張居正提拔的人為什么反而要陷害他，這些問題也使皇帝迷茫困惑。于是，他對朝臣的反復奸詐深惡痛絕。尤其是長達三十幾年的立儲問題，慢慢磨盡了萬歷皇帝的雄心壯志，迫不得已地立長子為儲，也加劇了萬歷皇帝對朝臣的厭惡，以及對政事的熱情。在這一轉變過程中，萬歷皇帝的優柔寡斷的性格也起了不少作用。
最新《萬歷十五年》讀書筆記2
近期，在同事的推薦下，我閱讀了黃仁宇先生的《萬歷十五年》，受益頗深。
此書內容豐富，涉及明代政治、經濟、社會多個方面，作者從萬歷十五年這一年的幾個事件作為中心點展開敘述，從國家政治制度、決策方式、知識分子等，層層加以剖析，將他們置身于整個歷史發展進程中進行評述，冷靜客觀地探討他們的功過是非，指出種種做法對將來的中國社會造成的影響。作者看似隨意著筆，實際上分析了晚明種種問題的癥結，即以道德代替法制，整個國家發展的問題得不到解決，明清的衰落也成為歷史的必然。
《萬歷十五年》英文版原名直譯為《1587,無關緊要的一年》。黃仁宇這樣概述“無關緊要”:“1587,是為萬歷十五年,次歲丁亥,表面上似乎是四海升平,無事可記,實際上我們的大明帝卻已經走到了它發展的盡頭。”這一結論,作者是通過一系列事件解讀出來的：皇帝的怠政、張居正的獨斷、申時行的中庸、海瑞的固執、李贄的.無奈、戚繼光的自強，這些人或身敗或名裂或郁郁而終,無不作為犧牲品遭殃受害。透過一個個人物的命運,作者梳理的是大明王朝的體制和政治狀況。事實上，黃仁宇的筆觸并未局限于1587年,而是縱覽了整個明朝，乃至可以透視中國兩千多年封建王朝的政治與經濟體制,追尋其衰落的必然原因。
《萬歷十五年》的章節安排幾乎都以人物命名，萬歷皇帝屬于最高統治者,而張居正、申時行是志在改進文官系統的皇帝顧問,海瑞是倡導復興傳統道德的地方官,戚繼光是志在強軍的武官代表,李贄則是一個思想的“離經叛道”者。
顯然,人物的選擇具有典型性，把人物與制度的故事放大來看,就出現了如下圖景:萬歷皇帝獨處權威的頂峰,但更大意義上卻是皇帝制度的一種象征,受著道德治理規則的種種約束——祖宗成法、道德禮儀及文官系統的運作機理,這些約束不僅使他喪失了發揮個性創造力的機會,也剝奪了他作為一個常人的權利，所謂“專制、無能、貪婪”也可視為萬歷在自我意志屢屢受挫之后的“消極怠工”。張居正和申時行官居首輔,張居正10年新政,最終只能在文官們的道德責罵聲中草草收場。由此可見,人物的悲劇實際上是一種與制度互動過程中無所作為的悲哀,無論是萬歷皇帝,還是張居正、申時行、海瑞與戚繼光都不能以自己的行動分別使皇帝制度、文官制度(包括經濟和法律制度)及軍事制度得到改觀。
我們漸漸了解了作者的歷史觀,從小處看，1587確實是平凡的一年,然而從這小處看開去,我們將視線擴大到前后幾百年,無論政治家張居正還是申時行,軍事家戚繼光還是思想家李贄,不管他們做出怎樣的努力,明朝的衰落已經無可避免,而究其原因,則是明朝開國以來的各種制度和舉措造成的,是中國傳統的社會結構造成了整個中國近代以來的落后。這種狀態從黃仁宇對張居正新政的評價中可見一斑:在下層行政單位間許多實際問題尚未解決以前,行政效率的增進,只會造成文官系統內部利益的糾紛,但這些實際問題不能引起技術的改進而只會被升級為道德問題加以解決,即用大而無當的抽象道德原則來掩蓋問題和恢復平衡的狀態。概言之，人物和制度的悲劇都源于一種“無法突破僵局”的悲哀。
在作者看來道德絕非萬能，我們需要技術與法律這種方式來解決一些不需要道德出面解決的問題，道德的目的應是遠大的，它是作為一個指引而非硬性的規定。如果將道德作為一種硬性的規定，則會出現兩種情況，一是缺乏變化與活力喪失發展的機遇，二是對道德的挑戰，這不僅不能使政策一以貫徹和實現，也會給社會造成動蕩與不安。黃先生以史為鑒，警示今人，這也是他站在全球的角度以宏觀的視角來審視歷史，也正如富路特先生在英文版中的序言所言：“歷史學家檢討過去的錯誤，以作為將來的警戒但同時也要忠告讀者，保全有價值的事物�！�
《萬歷十五年》像一扇窗子,打開了我們的視野,他教給我們看待歷史的一種方法。黃仁宇先生在談到自己寫作的《萬歷十五年》時曾說:“不僅可把歷史看作一個鏈條,也可把它當作一個雞蛋來剖開�！蓖高^1587年這個歷史橫斷面,我們不僅看清它的細節,更可以把握歷史的主脈；不僅可以了解它的外觀,更可發現它的深層結構。從中,我們可以看到黃仁宇倡導的“大歷史觀”的端睨。意大利史學家克羅齊說:“一切真正的歷史都是當代史”。讀《萬歷十五年》，或許能啟發我們換一個視角看問題，觀察世界，回顧歷史，透視人物，橫看成嶺側成峰，遠近高低各不同。這樣，或許會有許多真切的感受，或許有許多獨到的發現。
當前我們身處中華民族的巨大轉型時期,我們的國家和民族會越來越強大,這是我們每個人有目共睹的,也是非常值得我們驕傲的事情。我們要堅持不懈地學習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最新理論成果，不斷堅定馬克思主義信仰，不斷鞏固馬克思主義的指導地位。只有牢固樹立和踐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共同理想，樹立為追求在經濟繁榮、政治民主、精神文明、社會和諧等各方面的共同理想，才能切實履行好自己的崗位職責，才能在自己平凡的崗位實踐中積極為實現社會主義和諧社會奉獻智慧和才華。
最新《萬歷十五年》讀書筆記3
前幾日在書屋看到有人批判黃仁宇，因此興起重讀《萬歷十五年》之念，這幾日讀了兩篇——《萬歷皇帝》、《首輔申時行》，一時有感，記錄下來。
一、人的陰陽
這兩篇中著重講了三個人：萬歷皇帝、張居正、申時行。張居正身為帝師、首輔，勵精圖治，整頓乾坤，在他的治理下明漸有中興氣象，對萬歷皇帝乃至整個皇室以道德標準苛責嚴求，但為推行自己政策時任用私人，排除異己，并且生活奢侈，收受阿諛賄賂。在他一手遮天之下，年少的萬歷視張居正為圣，言聽計從，但隨著萬歷的長大，張居正的逝去，皇帝逐漸看清了張居正的陰陽兩面，失望之余，張居正被抄家褫職，子孫充軍的充軍，收監的收監，而此后萬歷漸漸認請了文官的兩面性，隱居深宮，形成中國歷史上一大“奇觀”——皇帝消極怠工，十年不見大臣。繼任的首輔申時行也十分清楚地看到了文官的私欲與理想，企圖“實事求是”地做到“不肖者猶知忌憚，而賢者有所依歸”，而“蘊藉不立崖異”，調和陰陽，結果卻是心力憔瘁，無功而退。
其實每個人都會有陰陽兩面，只是有人不愿審視內心，不肯承認內心中的“陰”，而借“陽”來苛責他人，而苛責他人的結果一方面可能會給社會群體帶來一定的益處，因而也給人以正義之感，而另一方面卻也在滿足著自己的私欲。很多時候，他也知道自己的私欲，但不愿也沒有勇氣去承認，并且竭力借正義之名掩蓋著私欲，因而在用道德管制和指責別人的時候顯得理直氣壯。另一種人要顯得真誠得多，他們也有私欲，但對自己有著道德的標準，當私欲不自覺地流露出來，被人指責時，沒有勇氣去承認，下意識地為自己尋找理由，自己欺騙著自己，為了自己的形象，竭力為自己辯護，并且也竭力讓自己符合理想的道德形象，慢慢地也就確信自己就是沒有私欲的道德堅守者（這種人就像被萬歷認為“訕君詁直”的鄒元標）。
兩種人都不敢正視自己，當然真誠地嚴格地審視自己內心是很難的，不是每一個人都是魯迅、盧梭。
前者有些可憐，乃至可鄙。后者可敬，但迷失自己，并苦不堪言。
二、申時行的委屈
萬歷皇帝因喜歡三子常洛，而想立其為太子，但因廢長立幼遭到眾大臣的反對，無奈之余，只得宣布一年后考慮此事，但后又節外生枝，拒絕立儲。眾大臣聯名上奏請萬歷收回成命。這一大規模的抗議引起龍心赫然震怒。
申時行當時在病中，內閣大學士的聯名上呈請，由二輔許國執筆，但這份奏章仍由申時行領銜。當其得知皇帝的反應后，立即上一份揭貼，說明內閣的聯名奏章雖然列上他的名字，事先卻未與聞。皇帝回批感謝申先生對他的忠愛之忱。但這揭貼被二輔許國截獲，內容也因此在文官中傳遍。
于是申時行遭到嚴厲的彈劾，說他“遁其詞以賣友，秘其語以誤君。陽附群眾請立之議，陰緩其事以為內交之計”。萬歷皇帝一開始處罰了這個上奏者，但后繼者如火如荼，不可遏止，一個接著一個遞上了參劾申時行的本章。申時行無法抵御這些道德上的控訴，他的威信已經掃地以盡，他除了辭職以外再無無他可供選擇。
從那些文官的思考角度來講，申時行確實存在的道德的問題。但，換一個角度來思考，申時行可有委屈？我們來揣測一下申時行的行為的動機。
我們以那些文官的話為真實的，申時行事先知道他們的聯名上奏，并同意了領銜簽名。我們可否作這樣的猜測，他確實認為那些文官的意見是對的，萬歷應該盡快立儲，所以有以上行為。但當他知道皇帝的態度后意識到這事的嚴重性，可能會帶來朝廷大批官員的裁撤。大家知道皇帝震怒的后果的。而且由于他們的聯名上奏，任何官員的勸諫都不會獲得皇帝的信任，因為他已經把他們都視為敵人。要能進行有效的勸阻，必須勸阻者是皇帝信服的人。而申時行是最佳人選。因為他是皇帝的蒙師，即使他身為首輔，也規劃著皇帝的就讀和經筵。皇帝總是稱他為“先生”，而不是“卿”，而且每個月都有欽賜禮物給他。萬歷皇帝還打算授予申時行以太師這文官的最高的職銜，只是申時行辭不領銜而已。這樣如果申時行能跳出事外，作為旁觀者對萬歷勸諫，消除萬歷心中的怒火，減緩聯名上奏帶來的皇帝的反彈，那對朝廷的安定無疑是很有益的。
我們知道，在一個人暴怒的時候，另一方固執己見，以強硬的態度對抗到底，其結果往往是火上加油。同樣申時行如果站在同僚一邊，和皇帝對抗，那么孤立無援的皇帝很有可能更加憤慨，進而一意孤行，以強硬的手段實現自己的意圖。到那時，朝廷就可能一片混亂，皇帝的任性和暴戾有無數的史實可以證明。
后來的結果證明了這一點，那個首先發難的官員被降級外調，進而又加重處罰被削職為民，二輔許國也“回籍調養”。立儲之事也僵持著。這樣的結果大概是首輔申時行的無奈辭職多多少少使得皇帝有些泄氣，所以才只懲治的首犯，不然皇帝在怒火沖天時任性帶來的后果不會如此簡單了事。
但申時行的妥協沒有得到同僚的理解，在道德的批判下他只能辭職，雖然萬歷也曾挽留。因為他的威信已掃地以盡，無法作為首輔領導百官了。
申時行一番苦心卻得如此結果，其心中之苦又有幾人能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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