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富論》讀書筆記（精選10篇）
當閱讀了一本名著后，相信你心中會有不少感想，不能光會讀哦，寫一篇讀書筆記吧。你想好怎么寫讀書筆記了嗎？下面是小編精心整理的《國富論》讀書筆記，僅供參考，歡迎大家閱讀。
《國富論》讀書筆記 篇1
每個國家成員的勞動都是為本國國民提供生活所需的必需品和便利品，或者是用這部分產品換取外國的必需品和便利品。影響一國成員數量多少的原因，也就是說勞動提供的必需品和便利品數量的多少的原因。斯密說有兩個：一個是勞動者勞動技能的熟練，也就是現在所說的生產力，一個就是從事有用勞動和無用勞動的比例。相對這兩點，第一點的影響更大，因為在歷史的長河中，有很多文明未開化的種族中，人民有時候必須拋棄或者殺死其中的老弱病殘，以保證種族的延續;在許多文明開化的社會中，總是有許多從事無用的勞動的人，比如古代的官員和軍隊!
勞動分工使得同樣數量的人，生產的商品大大增加。這要歸因于三種情況：第一，每一個工人只從事一種工作，能提高勞動熟練程度;第二，節約了從一種工作轉換到另一種工作的時間;第三，發明了一些機器，大大提高勞動效率。那造成分工的原因是什么，因為在人類族群內部是禁止偷盜和搶劫，所以某個人想要獲得某種物品只有兩種途徑：一種是自己勞動獲得，一種通過交換獲得。在族群內，某些具有特殊才能的人，比如善于制造弓矢的人發現自己專心制作弓矢比自己去打獵更有利;比如善于造房的人發現自己專心造房比種田更有利，于是他們就是專心從事某種勞動了，分工就產生了。交換引起了分工，分工的程度必然受到交換能力即市場范圍的制約。因為市場太小，勞動者無法用他們自己消費不完的剩余勞動產品來隨意換得需要的別人的勞動產品。最先開化的種族都是在河流附近，因為在交通不發達的時代，相對來說，水運對于陸運有天然的優勢：第一，水運風險較低，陸運要通過野蠻民族的領地，危險較大;第二，成本相對較低，通過水運需要的人數和交通工具較少。所以由于水運的好處巨大，工藝和產生的改良出現在水運便利的地方就理所當然，這樣改良要很久才會傳到內陸地區。
當勞動分工完全確立后，一個人自己的勞動只需要很小部分就可以滿足自己的需求。他必須拿著自己用不完的勞動產品來換取其他人的勞動產品。在交換的過程中，有一些物品得到所有的人的公認，可以換取所有的勞動產品。在這期間，有貝殼、糖很多的物品充當了這個角色，但是最終都被金屬所取代。這是因為金屬易于保存，易于分割。于是金屬貨幣就這樣產生了。
一個人是貧還是富，依照他能享受的生活必需品，便利品和娛樂品的多少和品質決定。商品的價值分為真實價格和名義價格。任何商品的真實價格就等于該商品能使他購得或者支配的勞動量，勞動是衡量一切商品交換價值的真是尺度。世間所有財富，最初都是用勞動而不是用金銀購買的。雖然勞動是所有商品的交換價值的真實尺度，但是商品的價值通常并不是用勞動去衡量的，而是通過商品的名義價格去衡量的。通常而言，勞動也像商品一樣有真實價格和名義價格。所謂真實價格就是報酬勞動的一定數量的的生活必需品和便利品。所謂名義價格就是一定數量貨幣。勞動者的`貧與富，不是與勞動的名義價格成比例，而是與勞動的真實價格成比例。勞動的真實價格，一年一年的來說貨幣更容易體現。一個世紀來說谷物更容易體現。
在資本積累和土地私有之前，勞動是決定各種物品相互交換的主要標準。比如，兩個小時勞動才能獲得的物品的直接必定兩倍于一個小時就能獲得的物品。如果要讓資本投入生產，必須給其相應的報酬(也就是資本利潤)，這個時候資本也參與了勞動產物的分配，資本的利潤與資本的規模有關。土地私有化之后，地主會要求土地上所有的產物中的一部分會自己(也就是地租)，這個時候地租也參與勞動產物的分配。勞動不僅衡量價格中分解為勞動那一部分的價值，而且衡量價格中分解為地租和利潤的那部分價值。分開來說，每一件商品的價格或交換價值，都是由這個是那個部分全數或者其中之一構成。合起來說，構成一國全部勞動年產物的商品價格，比如由這三個部分構成，并且財富就是以這三種方式在不同的國民之間分配。一國財富的勞動產物的普通或平均價值是逐年增加，還是逐年減少要取決于工資，利潤以及地租是以怎么樣的比例在國民間分配。
商品的自然價格就是一種商品如果不多不少恰恰等于生產，制造這商品乃至運送這商品到市場所使用的按自然率支付的地租，工資和利潤，這商品就是按自然價格出售的。商品的市場價格就是商品通常賣出的價格。商品的市場價格有時高于自然價格，有時低于市場價格。市場上愿意支付自然價格的人，稱為有效需求者，他們的需求是有效需求，因為這種需求使得商品的出售可能實現。市場上任何一種商品的供售量，如果不夠滿足這種商品的有效需求，那種愿意支付自然價格的人就不能得到他們所需求的數量，他們當中有些人，寧愿支付高價格也不愿意得不到商品。于是競爭便在有效需求者之間發現，市場價格高于自然價格，價格上升程度大小，要看貨品的缺乏程度和競爭者富有程度和浪費程度的大小。反之，如果市場上的供售量超過了這種有效需求，這種商品就不能全部賣給愿意支付自然價格的人，其中的一部分必須賣給出價較低的人，市場價格于是低于自然價格。下降程度的大小，要看賣方怎樣急于要把商品賣出，易腐朽的物品比耐久性商品在賣方之間競爭更大。市場價格雖然能長期高于自然價格，但是卻不能長期低于自然價格。如果市場價格低于自然價格，必然是工資，利潤或者地租中某一方或全部都不能達到自然率。這樣這三方肯定抽掉一部分，使商品數量接近有效需要量，向自然價格靠近。自然競爭的市場價格一般都是賣方能承受的最低價格，壟斷的市場價格都是有效需求者能承受的最高價格。
關于勞動工資和利潤，如果一個人通過勞動不能獲取養活自己，那他必須通過坑蒙拐騙來獲取他活下去的必需品。所以在制定最低工資時必須要讓勞動者能養活全家人。最高工資不是出現最富裕的社會，而是出現在最快富裕的社會，也就財富增加最快的社會。在不斷進步的社會資本具有較低的利潤，勞動者具有較高的工資;在財富停滯的社會資本具有較高的利潤，較低的工資;在即將衰退的社會，資本具有最高的利潤，最低的工資。
《國富論》讀書筆記 篇2
我對經濟學的認識向來籠統而寬泛，我們說《國富論》是西方經濟學的圣經，不如說他是西方政治經濟學的圣經來的準確。通讀《國富論》，斯密大致想告訴讀者的是國家經濟發展的大致歷史及其中的規律，并且告訴我們要如何才能使得一個國家健康得走向富強。個人覺得，在《國富論》中是有一些符合當時英國社會的問題，然而正如編者所說，這畢竟是3個多世紀前的作品了，畢竟會有一些對于現今世界來說不是問題的問題在書中出現，然而讀完《國富論》后，我還是有了一些新的認識和思考。
首先，社會分工導致了社會經濟的繁榮，因為工人們能夠更加熟練而專心地做某一件事情。然而斯密認為，人們在分工前，在各行業表現出來的天賦差異是很小的，相反，practice、makes、perfect，人們在社會分工才能上的不同是分工的結果。因而我認為，從倫理學上說，不同職業之間的歧視是不合理的，術業有專攻，要是在原始社會，不同職業之間的差別也只是物物交換時交換的物品不同罷了。另一方面，我本以為人們的天賦可能是存在很大差別的，比如有的人說我不喜歡學數學，不喜歡這個那個的，我分析個人經歷及對周圍人們行為的思考后認為，這些只不過是借口罷了。人們是不存在譬如“我學不好數學”的說法的。只不過是你在從事某項工作初期，是否有所成，是否得到褒獎，是否樹立了足夠的自信。當你得到認可后，一般情況下你會喜歡所從事的工作，從而更加多地練習，練習越多，越是精于之，漸漸地，便成為了這方面的專業人士或是能手。反之則越發認為它枯燥無味，無法在工作中找到樂趣，漸漸便遠離這一行了。卡耐基認為，人們在娛樂活動中和工作中都能得到樂趣，然而那些只能在娛樂中找到樂趣而無法在工作中找到樂趣的人是可悲的，因為他將在生計中掙扎而并不快樂。所以，whatever、you、do，do、it、well。
斯密認為，社會要發展，市場就要廣闊，市場要廣闊，交通物流就一定要便利，這樣才能有足夠的洞來填滿人們不斷提高的生產效率(或者說分工程度與交換價值)。
第二，此書給了我關于貨幣的一個新的認識，雖然還不全面，然而我卻不由得對手中著看似理所當然的紙幣的存在感到驚嘆。
斯密認為，貨幣是一種每個人都想拿來交換的東西(不得不說，每個人內心對黃金發自內心的喜愛的確為經濟的繁榮帶來了益處，且碰巧的是，黃金還很易于分割)。而紙幣代替金銀成為貨幣的方便之處在于紙幣制造費用比鑄幣便宜且鑒別假幣比鑒別黃金純度簡單。人們對紙幣的信任，是建立在人們對政府的信任上的，而這一信任的普遍達成從某方面說也是來之不易的。(參考資料：貨幣與信任——鄭也夫)
第三，說到貨幣，我們便不得不說財富。貨幣與財富是緊緊相關但卻完全不同的東西。財富是與消費這個動作緊密關聯的，財富的目的就是為了消費，也就是說，消費品，其實就是財富，一切可以被耗損成為垃圾的東西就是財富。換句話說，要是黃金除了當作貨幣沒有任何作用(首飾珠寶業)且不會耗損，那么采金業所創造的社會財富就是零。然而就算是紙幣會被耗損，因而貨幣就像是一個國家的消費品，一臺汽車一樣，國家要用它，所以造幣業工人勞動生產的.紙幣可否認為是國家的消費品呢?但貨幣很定不是市場的消費品，因而貨幣只能代表購買力(在某種信任下)，而不是財富。所以貨幣的價值，應該總是與國民生產的價值相匹配的，否則貨幣價值便會改變。
此外就是作者對發展國家的一些看法，物流通商業，做國內物流最能促進國家的發展，而幫其他國家做物流，商人只能得到的是資本利潤，卻為其他國家的發展做出了貢獻。基于前面對財富的解釋，我們應該可以像這樣理解，為什么像阿富汗，非洲，阿拉伯地區這樣盛產鉆石，金銀以及石油的地方卻很難發展為富足的國家，因為他們國內生產的可供消費的食物，布料是很有限的，國家大量收入來自少數產業，導致貧富懸殊大，社會總體進展緩慢，貨物供不應求，大量依賴進口。
個人在書中的另一個體會是關于法律的，在說道法定最高利息時說道，制定過低的利息容易使大多數人作出違法行為，因而我認為，法律應￥%)——、該是保障大多數人的行為而限制少數人的行為(籠統的這樣說，這和倫理學的公平原則看上去是相悖的)。
是故法律應該尊重客觀規律制定才能有效執行。
書中一句話很有意思“每個人都在為自己所能支配的資本尋找最有利的投資機會，雖然他主觀上是利己的，但經過深思熟慮之后，必然會把資本用于最有利于社會的方面。”這是否意味著這也是最容易賺到錢的地方呢?
最后我想說的是作者對生產性勞動者明顯有偏愛傾向，然而在現今社會，物質條件不斷上升時服務也不失為另一種消費品，或者是奢侈品，因而我不認為女傭是非生產性勞動者，她的服務對繁忙的商人來說是很有必要的，它生產的價值也應用她的工資來衡量。(我很好奇GDP是怎么統計出來的，GDP與流通貨幣量是相匹配的嗎?)
此時我發現，經濟學，政治學，法學，倫理學，心理學是5門十分有關聯的學科。
《國富論》博大精深，涉及政治經濟學很多方面，很多部分我很難看懂，例子不足無法理解，故希望以后能在一些教材中對經濟學有進一步的了解。那時再看國富論估計會明白更多其中對錯。
《國富論》讀書筆記 篇3
沒想到英國的《國富論》和美國的《獨立宣言》都發表于1776年，他們都對世界產生了重大的影響：一個促進了資本主義經濟的發展，一個促進了美國的誕生。
其實在我今天看來最值得學習的要算是作者的觀察力、思考力、概況力，他搜索了如此豐富的資料，又如此敏銳地發現了規律，而且還如此精煉地做出了概況。其中有關“社會分工的作用，貨幣起源與發展，影響工資的因素”的分析在我讀來真的是思路清晰、通俗易懂。他巧妙的將政治、歷史、經濟甚至是哲學結合起來，無愧乎獲得“第一部系統的偉大的經濟學著作”的稱譽。亞當·斯密于239年前就提出了社會的的分工促進了勞動生產率的提高的觀點，于239年前就倡導自由貿易，足見其非凡的觀察力、思考力及預見性。
當然，在今天我們看來“完全的自由貿易”有其弊端，從紐約金融危機到亞洲金融危機，再到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機足可見市場是會有失控的時候。因為企業或者人性吧，在有利可圖時是不會主動罷手的，所以太多資金投入到某些看似有利可圖之處時便醞釀成了一場危機——利潤已經到達頂峰時所有人便無利可圖了，此時再掉頭時因資金量太大、所需時間較長便要付出沉重的代價。大多數人的貪婪性、盲目性，注定市場也會偶爾成為“瘋子”。另外，從某種角度而言，確實存在某些野心家，他們企圖壟斷其他國家的市場，如果他們的.野心一旦得以實現將會使得被壟斷國家在該行業方面的研究、發展處于停滯或者中斷的狀態，是不利于該國科技、教育發展的。所以，適當限制某些產品的進出口是為了本國的發展著想。盡管，亞當·斯密點到了政府特殊情況下對市場經濟的干預是有必要的，但是總體而言他將貿易的完全自由化的好處過分夸大了，也可能是他對我們人類的期望過于理想化了——世界連成了一體竟然出現了如此之多的為投資而投資，為先富而投資的沒有實際社會生產意義的行為！
但是，我又想，或許金融危機也是件好事，讓那些盲目者、貪欲過重者來幾次教訓，只是此種教訓似乎太慘重了——政府可能要垮臺，國家經濟實力可能要大大衰退，因此沒有哪個政府敢于冒這樣的風險吧？
另外，我想問問，什么是“財富”？對于國家和對于個人而言是一樣嗎？
僅僅是所擁有的金錢或者所生產的商品？美麗的自然環境算不算？國民的高素質（身體與文化）算不算？保護現有的美麗環境就等于節約了將來治理環境污染所花費的大量資金，等于減少了國民的因污染而導致疾病的醫療開支，美麗的環境其實就是難得的旅游資源；國民文化素質高，講道德、懂法制，犯罪率自然低，對社會的破壞性也就低了，國民身強體壯，自然可以更好地工作（生產）。如果國家對于“財富”的觀念發生了變化，推行的政策也自然就會發現變化的。
在國家而言，貨幣、經濟總產量、消費能力、資源的占有量、教育的水平、科技的創新能力、國防的實力都是財富。但是對于國民個人而言，往往許多人在乎的是眼前的利益，那就是所能占有資源的能力，其實質就是有錢。如果真有利可謀（尤其是暴利），國民個人（其實也可以指企業）往往不會在乎犧牲眼前的環境、或者他人的、國家的利益，因為他們賺了錢就可以去享受惡劣環境中相對較好的生活，甚至可以帶著資金去國外享受（如果他們感覺國內不好，如果國內被他們破壞夠了）。其實對于國民個人而言，國防開支便是財富的損耗，要是國家將這部分費用用來投入教育、醫療、法制、環保，那社會整體環境很快就會進入良性循環。多次的國家之間的戰爭，尤其是兩次世界大戰，損耗了多少財富呢？看來地球上的國是否有必要都消亡而只成為一個家？
《國富論》讀書筆記 篇4
亞當·斯密在《國富論》第四篇第七章中分三節論述了殖民地的相關內容，表達了其反對殖民統治的立場，當然，幾乎每個人都會反對歐洲各國長期的殖民統治，給殖民地人民帶來了很大的傷害，但殖民統治對于殖民地的影響，我們不應該總是持批判反對的觀點，認為殖民統治給殖民地帶來的只是消極的、不好的影響，這種觀點是片面的，是沒有正視歷史的偏見，鑒于此，我在此要重點論述殖民統治給殖民地帶來的積極影響，下面我講具體談談殖民地的經濟發展及其影響因素。
其一，建立殖民地的動機。隨著生產的發展，物質產品的豐富，人口日益增多，而歐洲大部分國家的國土面積較小，越來越難以滿足人們生存發展的需求，為了解決這一矛盾，歐洲一些國家開始尋求對外發展和擴張，新航路開辟以后，歐洲一些國家就開始了瘋狂的對外擴張過程，一方面轉移國內過程的人口，另一方面掠奪殖民地的資源和財富。這是建立殖民地的動機。
其二，殖民地的經濟發展狀況。歐洲國家在經濟、文化、政治各方面都比殖民地先進，歐洲國家在進行殖民統治的同時也帶來了歐洲發達的經濟、文化、政治，使得殖民地國家得以在短時間內迅速發展，特別是殖民地國家引入歐洲先進的生產技術以后，經濟得到了很好的發展，美國就是一個很好的例子。殖民地的經濟狀況總的來說是得到很大的改善和發展，這對于以后經濟全球化以及技術、文化、各種信息的全球流動提供了便利，有利于縮小東西方國家的差距。
其三，殖民地經濟發展的`原因。因為殖民地國家一般土地廣闊、人口稀少、資源豐富，但由于生產技術、政治制度等比較落后，歐洲國家在對殖民地進行人口轉移的同時也帶來了歐洲國家先進的生產技術、政治制度等，極大地促進殖民地國家經濟的發展繁榮，這是殖民地國家經濟發展的重要原因，當然，殖民地經濟發展的原因具體還有很多，在此就不一一列舉。
我在此對殖民地做此番論述主要目的是幫助同學們懂得在看待歷史上發生的每一現象、事件時應從正反兩方面綜合看待，用歷史的辯證的觀點來分析，這樣才能做出比較客觀的分析或評論。
《國富論》讀書筆記 篇5
亞當·斯密《國富論》一書從生產力和生產關系的各個不同側面詳細而嚴謹地論證了如何增加國民財富和促進經濟的發展繁榮。用了以分析微觀經濟為基礎的宏觀分析方法，綜合了人性論、法律與政治理論及經濟思想理論的分析視角，形成了一套完整的經濟學理論體系。亞當斯密所著的《國富論》，全名為《國民財富的性質和原因的研究》。馬克斯·勒納評論說：“這是一本將經濟學、哲學、歷史、政治理論和實踐計劃奇怪地混合在一起的書，一本由有著高深學問和明敏見識的人所寫的書。”《國富論》前承《道德情操論》，亞當斯密在《國富論》中所建立的經濟理論體系，就是以他在《道德情操論》的論述為前提的。
從《國富論》出版的年代來看，該書最大的貢獻在于摒棄了許多過去的錯誤概念。亞當·斯密駁斥了舊的重商學說。這種學說片面強調國家貯備大量金幣的重要性。他否決了重農主義者的土地是價值的主要來源的觀點，提出了勞動的基本重要性。亞當·斯密（分工理論）重點強調勞動分工會引起生產的大量增長，抨擊了阻礙工業發展的一整套腐朽的、武斷的政治限制。
就全書而言，《國富論》的.中心思想是市場調節，即看起來似乎雜亂無章的自由市場實際上是個自行調整機制，自動傾向于生產社會最迫切需要的貨品種類的數量。如果某種需要的產品供應短缺，其價格自然上升，價格上升會使生產商獲得較高的利潤，由于利潤高，其他生產商也想要生產這種產品。生產增加的結果會緩和原來的供應短缺，而且隨著各個生產商之間的競爭，供應增長會使商品的價格降到“自然價格”即其生產成本。比如，對于部分商品，供不應求導致其價格上升，價格上升使生產者利潤增加，高利潤吸引其他生產者進入該領域，更多的生產商也會生產出更多的商品。生產增加會緩和之前的供應短缺，并且各生產者之間的競爭會使商品價格下降到較低的水平。在這一過程中，誰都不是有目的地通過消除短缺來幫助社會，但是問題卻解決了。用亞當·斯密的話來說，每個人“只想得到自己的利益”，但是又好象“受著一只看不見的手的指導，去盡力達到一個并非他本意想要達到的目的，也并不因為事非出于本意，就對社會有害。他追求自己的利益，往往使他能比在真正出于本意的情況下更有效地促進社會的利益。”（《國富論》，第四卷第二章）
而在我看來，《國富論》一書中最重要的部分是其分工思想。《國富論》開篇就是研究分工，后文對于分工也多有闡述，可以說，分工思想是該部著作的基石。以下主要談談分工思想。主要分為：勞動分工促進生產力增長，分工使合作有效率，勞動分工是人類社會發展的方向，分工與利己心的結合是交換產生的根源。
《國富論》是一部偉大的著作，亞當·斯密把人的自利心與公利心做了和諧的統一，讓我們知道了自利與公利并不是彼此矛盾的，而是相輔相成的，有利于整體社會的進步與發展。社會自然有一只“看不見的手”來引導著人們做出有利于社會與個人的最佳選擇，沒有任何政府與個人會代替這只“看不見的手”的作用，如要取代這只“看不見的手”的作用，必會帶來混亂。這只“看不見的手”是什么呢？斯密雖然沒有直接表達，但是全書已經告訴我們，那只“看不見的手”正是人類的利己之心。
《國富論》讀書筆記 篇6
英亞當·斯密所著的《國富論》，全名為《國民財富的性質和原因的研究》，此書初版于1776年，就是美國《獨立宣言》發表的那一年。在資本主義社會的發展方面，《國富論》起了重大的促進作用。《國富論》的編者馬克斯·勒納評論說："這是一本將經濟學、哲學、歷史、政治理論和實踐計劃個性地混合在一起的書，一本由有著高深學問和明敏見識的人所寫的書。這個人有強大的分析潛質，能對他的筆記本中所有的材料進行篩選；又有強大的綜合潛質，能按照新的和引人注目的方式將其重新組合起來，斯密對他當時的學術領域的各種思想是極為敏感的。
他像之后的馬克思一樣，不是一個關在自己房子里的與世隔絕的學者，他仿佛全身裝著天線，能收到并吸收所能接觸到的一切信息。他在封建歐洲解體之末、近代世界開始之時寫作，在這個世界中，封建制度仍以既得利益集團經常表現的頑固性在堅持。他正是為反對這種利益集團而寫作的。結果是，他的書不只是為圖書館收藏而寫的，它對經濟意見和國家政策產生了深刻的影響，它構成了我們這天住在其中的整個生活環境。"
國人對《國富論》并不陌生，但多將它看作有二百多年歷史的經濟學說而束之高閣，除了高校經管類學生被導師要求閱讀之外，普羅大眾看過這本書的估計不多。
《國富論》全書共分五篇，囊括了政治經濟學原理、經濟史、經濟學說史和財政學，能夠說既是一部經濟學的百科全書，也是經濟學的一部奠基之作。雖然它體系龐大，資料廣泛，但首尾一貫，結構嚴密。全書始終圍繞的一個主題，就是如何促進國民財富的增長。
財富的源泉是什么？斯密在序言中開門見山地說：“一國國民每年的勞動，本來就是供給他們每年消費的一切生活必需品和便利品的源泉。”既然“勞動是財富之父”，那么，要增加財富，就得提高勞動效率，或者是增加勞動數量。
在《國富論》中，亞當，斯密很詳細的論述了分工的重要性。不管是對生產效率的提高還是管理的時效性或者生產設備的創新方面都有著很重要的作用。
他舉了一個制針的例子。一枚小小的針的制作，竟然需要十八道工序。如果讓一個人從頭做到尾，一天恐怕連一枚也完成不了。但是，如果分工協作，每人負責一、二道工序，一人一天卻能夠做4800枚。分工何來如此神力？其實，道理很簡單分工能夠使勞動專業化，能夠提高勞動的熟練程度。不僅僅如此，分工還有一個妙處，就是它能為發明和改善機械帶給契機。最初的蒸汽機比較笨，活塞的升降，需要一個兒童來開啟和關掉汽鍋。有一次，有一個按活塞的小孩，正因干得久了，就“懶”中生智，把開閉汽鍋的舌門把手，用一條繩索系在機器的另一端，讓舌門隨機器的戶外而自動開閉。這個笑話，成了蒸汽機改良史上的一大趣談。再觀現代工廠的生產不就用事實證明了分工理論的重要性。汽車生產廠商福特公司的創始人福特先生正因改變傳統的汽車生產車間生產模式為流水線生產，從而大大提高生產效率降低生產成本而在競爭中擊敗對手而占據汽車市場的半壁江山。而流水線作業不正是分工理論在生活中的應用嗎？
斯密認為，交換是人與生俱來的傾向，欲將取之，必先予之，由于交換而產生了分工。那么，商品的交換價值如何確定呢？斯密明確地指出：“勞動是衡量一切交換價值的真實尺度。”這就等于說，商品的價值取決于勞動。但是斯密同時聲稱，這個理論只適應人類社會的野蠻時代。一旦資本積累起來，投入到企業，或是土地變為私有，狀況就要另當別論了。正因此時的勞動產品，不再全部歸勞動者所有，其中一部分作為利潤和地租，被雇主和地主收入囊中。由此，斯密又得出了一條結論：在資本積累和土地私有發生之后，決定商品價值的就不光是勞動了，利潤和地租也得算上一份。這樣一來，工資、利潤和地租，就不僅僅是一切收入的來源，而且還是“一切交換價值的.三個根本源泉。”
如此，斯密就不知不覺地由勞動價值論，轉到三種收入決定價值的理論上去了。馬克思把三種收入決定價值的理論，叫做的“斯密的教條”，之后的西方經濟學的不少理論，如生產費用論、節欲論等，都能夠從它那里找到思想源頭。斯密揭開了商品價值的神秘面紗，的確功不可沒，但另一方面，在價值問題上他又含糊其辭，舉棋不定，給后人留下了許多模棱兩可的答案。之后的經濟學家各取所需，斯密的哪一種解釋對他們的胃口，便采納哪一種。甚至連那些勢不兩立的學派，也能同時從斯密那兒，找到本派發端的痕跡。
《國富論》篇章眾多，除了上方濃墨重彩的價值理論外，斯密還談到了貨幣、分配、生產勞動和非生產勞動、社會再生產以及自由貿易等學說。這些都有深遠的影響，但其中對世人影響最大的，莫過于他的經濟自由主義思想。18世紀，西歐的孟德維爾寫過一則寓言，講述的是一群蜜蜂由盛及衰的故事。開始，蜜蜂自私自利，愛慕虛榮，追逐榮華富貴，這時，整個社會欣欣向榮，人人安居樂業。
但是，當蜜蜂變得善良節儉，放下了奢侈揮霍的生活時，經濟卻反而一片蕭條，民生凋敝。最后有敵來犯時，無力抵擋，只好逃之夭夭。這則寓言，在當時被視作妖言惑眾的異端邪說。但一位意大利哲學家卻說得好：“誰要想發現真理，最好是成為異端。”在斯密的《國富論》中，孟德維爾的“異端邪說”，貫穿始終，成為構造其理論大廈的一根支柱。斯密娓娓道來：人的本性中最重要的是利己主義，人的大部分行為都是受“利己心”支配，社會利益往往被拋在腦后。但是，不期而然的是，這種行為的結果，不但利己，而且比一個人殫精竭慮、刻意追求公眾利益時，更有利于社會。斯密把這種機制，稱作“看不見的手”。因此，斯密主張完全的自由競爭，認為與其讓政府干預經濟，還不如聽任市場調節來得有效。政府的職能，只是保家衛國，抵御外侮；建立
嚴明的司法機構；適當興辦公共工程和公眾事業，其他，則盡可無為而治之。斯密一生性情平淡，可他對任何來自制度上的壟斷，都深惡痛絕。他極力主張清除關稅壁壘，實行貿易自由，撤消行會制度和專賣公司。
“在將近一百年后，斯密依然是經濟思想史上的巨人。”《大英百科全書》如是說。的確，《國富論》從面世到此刻，已經兩百多年了，但是，歲月未能將它塵封，它的光亮依然一如從前，熠熠生輝。比如，20世紀60年代末以來，西方國家陷入“滯脹”，凱恩斯主義者對此一籌莫展。不少經濟學家就轉而求助于斯密的經濟學，夢想回到自由競爭的“黃金時代”，期望在“看不見的手”的指引下，重整旗鼓，再創輝煌。這天的經濟學理論大廈，經過二百多年的精心構建，已經巍峨聳立，金碧輝煌，但如果沒有斯密的《國富論》奠基，那也但是是一座美麗的空中樓閣。作為“經濟學之父”，斯密對政治經濟學的影響之大，是怎樣評價都不為過的。甚至有人做過這樣的評論：“兩百年來經濟學家所作的工作，都但是是在為斯密的理論打打補丁，抹抹油而已”。
《國富論》讀書筆記 篇7
運用新興古典經濟學關于勞動分工的理論分析了勞動分工的決定因素并進一步結合新興古典分工理論和新制度經濟學分析了不同經濟實力的欠發達區域在不同的階段如何選擇最優分工網絡并借此分析了我國中西部區域經濟發展緩慢的內在原因。
亞當?斯密在《國富論》中開篇就談到了勞動分工。他認為勞動分工和市場競爭是國民財富增加的不可或缺的兩個方面。但經濟學發展的一百多年間市場競爭理論得到了極大豐富而勞動分工理論卻相對顯得蒼白。近年來發展迅速的新興古典經濟學利用超邊際分析方法復蘇了斯密關于勞動分工的重要思想。
新興古典經濟學的勞動分工理論認為勞動分工是通過制度安排而與交易費用相互決定的即：由交易費用決定的制度安排決定勞動分工而勞動分工通過分工經濟提高制度收益并進而降低交易費用。作者給出了兩個理論模型及其修正。
接著作者證明了勞動分工理論中的三個重要命題。
命題1：勞動分工產生遞增的規模報酬是經濟進步的源泉。
命題2：勞動分工依賴于勞動分工沒有任何外生優勢的單純分工也能實現經濟進步。
命題3：經濟發展依賴于一定的人口規模和經濟制度在地理上表現為一個波浪式的推動過程。
另外新興古典分工理論證明不同區域在不同的經濟發展階段對應于不同的分工水平產生不同的增長效果。因此欠發達區域面對不同的人口規模、制度供給、交通條件應選擇不同的分工模式。作者據此將欠發達區域分成三類并分析了各自的分工抉擇。
區域模式1：人口較多、居住密集的欠發達區域
根據命題2此類區域即便沒有任何優越的資源稟賦或比較優勢依靠自身的市場需求選擇合適的分工模式也能實現經濟進步。
作者認為應將此類區域細分為若干個子區域將相關產業分類聚集發展“園區經濟”以節約交易費用提高專業化水平進而產生產業簇群。
區域模式2：人口較多、居住分散的欠發達區域
此類區域以中國中西部的農業大省為典型代表。因為多數居民都分布于廣大農村交通不便相互之間貿易的'交易費用很高制度創新的成本更高制度供給水平低下。當務之急是提高專業化水平以便與高水平的分工網絡對接。
提高市場分工水平有兩種途徑。一是大力發展中小城鎮提高城市化水平使人口更加集中從而減少交易費用和制度創新成本。政府工作的重點是鼓勵專業化的生產和服務為個體私營企業的成長和發展提供服務。根據命題1政府即便是有意扶持某些產業也應該是在專業化的基礎上選擇以農產品為核心的分工網絡。
二是融入臨近區域的分工網絡即給發達區域“打工”。因為在經濟發展初期或工業化前期沒有足夠的物質資本和人力資本來支付交易費用和學習成本也難以承受為集中人口而進行的城市化所需耗費。而此類區域勞力成本相對低廉因此可選擇有資源稟賦或內生比較優勢的臨近區域為其提供配套生產或服務。值得注意的是政府有必要鼓勵企業向專業化發展通過產業集聚加強企業之間的信息、要素的交流提升企業家的管理素質。
區域模式3：人口較少的欠發達區域
此類區域人口較少無論是否集中從理論上講都難以獨立形成一個合意的分工網絡。最重要的是提高本區域在某些方面的專業化水平以便融入發達區域高水平的分工網絡。在積累了一定的物質資本和人力資本經濟環境得以改善后在分工網絡上可以逐步擺脫對地理交通條件的依賴從而逐步與較高分工水平的其他區域進行貿易往來。在此過程政府應重點扶持有一定比較優勢或競爭優勢的龍頭企業鼓勵龍頭企業并購、擴張帶動其他企業形成連鎖效應和學習效應。
《國富論》讀書筆記 篇8
亞當·斯密是現代經濟學的奠基人，他關于市場機制的論述已成為經濟學的基石，在他去世的200多年間一直被視為“至圣先師”。但是，斯密在天堂過得并不開心，人們崇拜他，談論他，但是卻并不了解他的思想真諦，只是用他的某個思想來為自己服務。《國富論》總結了近代初期各國資本主義發展的經驗，批判吸收了當時的重要經濟理論，對整個國民經濟的運動過程做了系統的描述。亞當。斯密第一次對政治經濟學的基本問題做出了系統的研究，創立了一個完整的理論體系，把英國資產階級古典政治經濟學提高到一個新的水平。
《國富論》中要回答的最后問題是，感情與"公平的旁觀者"之間的內在斗爭，在社會的長期演進中究竟是怎樣在歷史本身的大舞臺上發生作用的'。這個問題的答案在第五編，亞當。斯密列舉了社會發展的四個主要組織階段，除非由資源的匱乏、戰爭或政府的壞政策予以阻止，否則這些階段是會連續進行的。這四個階段是：獵人的最初"野蠻"階段，原始農業的第二階段，封建或莊園"耕作"的第三階段，商業上相互依存的第四階段。每一階段伴有與它的需要相適應的制度。例如，在獵人階段中"沒有任何財產。因此，也就沒有任何確立的行政長官或正規的司法行政"。隨著牛羊群的出現，產生了比較復雜的社會組織形式，不僅包括"可怕的"軍隊，而且有不可缺少的法律和秩序堡壘。斯密思想的核心是：這種制度是保護特權的工具，不能用自然法為之辯護。他說，"文官政府是為了財產的安全而設立的，實際上是為保護富人反對窮人而設立的，即為了保護有些財產的人反對根本沒有財產的人而設立的。"最后，斯密將演進描述為從封建主義走向一個需要有新制度的社會階段，這種新制度是由市場確定的而不是由同業公會確定的，是自由的而不是受政府限制的。這在后來稱為放任自由的資本主義，斯密稱之為完全自由的制度。這種物質生產基礎的連續改變，將帶來的上層建筑的必然改變。可見，在斯密的哲學史中，主要的推動機制是"人性"，由自我改善的欲望所驅使，由理智所指導。
斯密死后，人們把《國富論》奉為經濟學的圣經，把他關于利己的人受“看不見的手”引導增進了社會利益的思想，作為市場經濟千古不變的基本原則，卻把《道德情操論》幾乎忘得一干二凈。于是，市場經濟缺少了道德，引發了許多罪惡，在個別地方甚至成為災難。
《國富論》，顧名思義，就是要研究什么是財富和如何增加財富的，即如何“富國裕民”的。以后的經濟學家把斯密的思想簡單地概括為三點：第一，追求財富增加是每個人和社會的目標;第二，利己是個人從事經濟活動的動力，即人是經濟人;第三，市場上價格這只“看不見的手”把個人利己的行為引導向有利于整個社會，即經濟中的自由放任。這是現代人對斯密的理解，也是由古典經濟學發展而來的主流經濟學的基本原則。
《國富論》讀書筆記 篇9
《國富論》，全名《國民財富的性質和原因的研究》。作者亞當·斯密是英國政治經濟學古典學派的創立者。該書初版于1776年，與美國的《獨立宣言》同年發表。
亞當·斯密被奉為“經濟學之父”。而《國富論》在其成文之后的200多年時間里，先后贏得了無數榮譽：“西方經濟學的‘圣經”、“經濟學的百科全書”、“影響世界歷史的10本書之一”等。英國著名歷史學家巴克勒在其名著《文明史》中，甚至認為“從最終效果來看，這也許是迄今最重要的書”，“這本書對人類幸福做出的貢獻，超過了所有名垂青史的政治家和立法者所做貢獻的總和”。
更為眾多經濟學家所“迷惑”的是，亞當·斯密200多年前所做的這本經濟學的奠基之作，仍然涵括了我們今天經濟活動和經濟研究的方方面面，而且它結構嚴謹，無懈可擊。
在《國富論》里，亞當·斯密在否定重農主義和批判重商主義的基礎上，說明了分工和貿易如何增加國民財富，并界定了君主或國家的職責和收入來源。全書分為5篇，作者在《導論及全書設計》中說，“本書前四篇的目的，在于說明廣大人民的收入是怎樣構成的，并說明供應各時代各國民每年消費的資源，究竟有什么性質。第五篇即最后一篇所討論的，是君主或國家的收入。”具體而言，第一篇討論的是勞動生產力改良的原因，以及產品在不同階層之間自然分配的順序。第二篇討論的是資產的分類、性質、儲蓄和使用。第三篇以羅馬帝王衰落之后，歐洲農業發展所受的制約及其農村的衰落，和商業城市興起的實際，探討了財富增長的不同路徑。第四篇則在此基礎上，從當時最受推崇的'重商主義開始，論述了重商主義和重農主義兩種政治經濟體系的后果。第五篇則討論君主或國家的開支方向和收入來源。
亞當·斯密在論述所有問題時，都有一個基本的前提，這個前提總是被他或隱或顯的提及：在經濟生活中，每個人都追求自己的利益，經濟的出發點是利己心(這應該就是現代經濟學中“理性經濟人”的來源)。斯密在全書中主要提出了以下觀點：
1、“看不見的手”的作用。
每一個行為的動機，主要在于利己，求得自己的利益。利己心是人類一切經濟行為的推動力。而且利己性并不是值得反對或摒棄的，這是人性的一面，是一種自然現象。個人自私可以有助于整個社會福利。
2、勞動率增長的關鍵在于分工協作。
斯密在書中第一篇第一章以制針業為例子，來說明分工所帶來的生產率的巨大改進。分工以及勞動的劃分促進了專業化作業。而對專業化作業的追求，導致了工廠制度的誕生。
3、勞動價值論。
作者在第一篇第五章(24—36頁)論述商品的真實價格和名義價值(應該就對應于馬克思經濟學觀的價值和價格)時，提出了勞動價值理論。作者開篇就說道，一個人是貧是富，就看他能在什么程度上享受人生的必需品、便利品和娛樂品。但自分工完全確立以來，各人所需要的物品，僅有極小部分仰給于自己勞動，最大部分卻須仰給于他人勞動。所以，他是貧是富，要看他能夠支配多少勞動，換言之，要看他能夠購買多少勞動。一個人占有某貨物，但不愿自己消費，而愿用以交換他物，對他說來，這貨物的價值，等于使他能購買或能支配的勞動量。因此，勞動是衡量一切商品交換價值的真實尺度。斯密同時否定了舊重農主義所謂土地是價值的重要來源的論點。
4、主張“自由放任”的經濟政策。
作者在第四篇“政治經濟學體系”中，討論了兩種經濟制度(重商制度和重農制度)的原理和弊端。并提出了自己的主張：自由放任。作者極力論述了無論根據重商主義還是其他原則，對幾乎所有商品的進口實施限制都是不合理的，他認為，“為阻止進口或減少進口而設立的關稅，則顯然是既破壞貿易自由也有損于關稅收入的。”(第339頁)。他極力倡導自由貿易。他還主張國家與國家之間要像個人與個人之間那樣實行分工。他認為國家不應對商業(無論是對內還是對外)加以任何限制，只有這樣，才能實現國家的充分發展和繁榮。
5、政治經濟學的目的。
斯密認為政治經濟學的目的在于促進國民財富的增長，在于協調社會中人與人的利益，并避免犧牲其中任何一方的利益。“政治經濟學的目標是使人民和君主都富裕起來”(第309頁)。
6、政府在經濟活動中的責任。
斯密主張限制國家干預經濟。國家的職責應該是維護國家安全、環境的和平安全、個人公平競爭，并避免各種壟斷。換言之，國家應充當的是守夜人的角色。
7、政府的開支。
政府的開支體現著政府的責任，政府的開支包括以下幾個方面：國防、司法、公共工程和公共機構、維護國家尊嚴。在論述“建立和維持不能為個人帶來利潤的公共工程和公共機構”時，斯密還特別詳述了“為社會商業提供便利”和“促進人民教育”的開支。
8、國家有支出就要有收入，收入主要來自賦稅。
斯密否定了舊重商主義所謂國家應該儲存大量金幣的做法，也否定了國家靠經營專屬于自己的公共資本或土地以獲取收入的做法。他認為那樣“看似對人民個人無損，但其實是對全社會造成了損害。”他主張為社會全體利益考慮，“不如拍賣王室領地，分配給人民”。而君主的收入則由人民提供其他收入來替代。換言之，“人民必須從自己私有的收入中拿出一部分上繳給君主或國家，以彌補公共收入。”
9、賦稅四原則：
公平、穩定、征收便利、遵守經濟原則，避免妨礙人民經營和給人民增加更多負擔。
讀罷此書，我最深的感受，是亞當·斯密建立在大量的充分的事實基礎之上的嚴密論證，開創了經濟學科的理性思辨傳統。真不愧是經濟學科的“奠基”之作。國內經濟學家，哪怕是一些權威學者(諸如張維迎、樊綱之流)，都應該好好的首先繼承這個傳統，其次才是其思想和觀點。
當然，國內也有一批斯密忠實的學生，仍然在世的有清華大學人文學院的秦暉、人大農發學院院長溫鐵軍，天則經濟研究所創辦人矛于軾，以及中歐國際工商學院院長劉吉等，他們腳踏實地搞研究的精神是值得人尊敬的。
《國富論》讀書筆記 篇10
物品積累的性質
物品的預先積累是分工的一個先決條件，如果沒有相應的食品衣物提前被積累，就養不活醫生戰士。分工越細，需要預先積累的物品就越多，包括各工種需要的設備原材料等。
可將物品積蓄分為3類：流動資本，固定資本，消費品。
流動資本和固定資本都是資本，資本指可以獲得收益的物品。其他不可獲得收益的算消費品。流動資本可大致理解為貿易品與貨幣;固定資本可大致理解為生產性物品，比如生產用的廠房、設備、土地等。注意，同樣是食物，在商販那里算流動資本，在顧客那里算消費品。消費品又可分為非耐用品和耐用品，前者比如食物，衣物，戲劇等，后者比如住房，珠寶，家具等。
通常，固定資本獲利離不開流動資本的參入，好比生產離不開原材料，而且流動資本常常會沉淀為固定資本，好比設備也是貿易采購而來。而固定資本和流動資本的最終目的和結果，都是消費品的增加。所以，人民的貧富，表面因素是可供消費品的多寡，內在因素是固定資本與流動資本的多寡。
流動資本中的貨幣
斯密將流動資本分為貨幣，食物，原材料和制成品。他認為這當中，貨幣的性質有些類似于固定資本。第一是，鑄造貨幣(當時主要是貴金屬貨幣)及貨幣磨損都需要費用，好比維持設備運轉需要費用一樣。第二是，貨幣的作用是幫助流通，并不能完全代表所有財富，一國的流通貨幣總價值常常遠小于該國的財富，因為貨幣可以周轉。第三是，維持貨幣系統的費用若能節省，而又不影響系統運作，那這些費用就實質增加了財富，好比在不影響生產的情況下，節省設備維持費用可增加利潤一樣。
正是從上面這些推理，斯密認為采用維持費用較低的紙幣好過維持費用高昂的貴金屬貨幣。當時的英國，尚沒有中央銀行和法定紙幣，流動的紙幣可近似看做是各家私人銀行發行的票據。
一家私人銀行，如果承諾隨時兌換其票據并按承諾實施，則人們出于其具有的商業信用，會愿意流通其票據。銀行通常不會真的儲存票據等額的金銀貨幣(通常儲備不會超過五分之一，中國目前的法定存款準備金率是13%)，因為總有大部分票據處于流通狀態。那節省下來的金銀貨幣維持費用便可用來進行其他生產性活動。
如果銀行濫發紙鈔，會造成兩個后果：第一是超過市面流通所需的部分，因在國內市場已無獲利機會，持有人會自動兌換成金銀流向國外獲利，這會造成該銀行的金銀儲備流失，多發的紙鈔又回到了銀行，還損失了金銀的維持費用，得不償失;第二是，如果市場發現某銀行的紙鈔超過了其能隨時償付的程度，其價值就會打折扣，或者轉而采用其他信用更好的銀行紙鈔，也是得不償失。
銀行只要保證自己的紙鈔，不超過沒有銀行的情況下，人們隨時保留在手頭上用于流通的金銀貨幣的總數，就不會影響經濟運行，社會節省了金銀維持費用，商人可通過合理信貸將這筆本來閑置的金銀幣用于生產。銀行通過采用對各商家進行信用評估等手段，保證其貸款(貸的款就是銀行發行的票據)質量。某些激進的企業會鉆銀行的空子，斯密舉了“對開匯票”的例子，兩家公司通過相互開匯票，去銀行貼現獲取資金，再開新的匯票還舊賬，將這些套取的紙鈔用于投機，這明顯不屬于發行紙鈔的本意，而且投機獲利超過資金成本的機會非常之少，風險極大，如果不加以監管，會造成銀行的破產。
對于紙鈔取代金銀貨幣，斯密舉了一個非常形象的例子，金銀貨幣好比公路，有助于商品流通，但會占用農田和工廠的土地，紙幣好比空中的公路，也有助于流通，但不會占用土地，但由于在空中，更不穩定，需要更高明的管理技術。
資本積累的性質
由于商品的價格由工資、利潤、地租組成，故一國的年產出必然以這三種形式分配給國民。這里的工資、利潤和地租都指已扣除了投入成本的凈所得。很顯然，機器要繼續運轉，必須有源源不斷的原材料，維修費用和勞力，這部分不算凈所得。每年的產出中總有一部分需要繼續投入到這種必須的消耗中，這種消耗最終會流入“生產性勞動”中(有點類似成本的概念)。扣除了這部分的工資，利潤和地租就可以自由選擇，是進行擴大生產進入“生產性勞動”(這里的概念與上一個略有不同，上一個類似成本，這個類似再投資)，還是進入純消耗品的“非生產性勞動”，比如買衣物，看戲。
富國的產出中進入“生產性勞動”的資本比例較高(類似于生產所需投入的成本較高)，而窮國的生產更多是靠天吃飯，投入很少。盡管富國的“生產性勞動”資本投入比例高，但因為富國產出的絕對值較大，其凈所得的比例雖然小于窮國(好比窮國的地主，靠天吃飯，需要的再投入少，賺的大部分都是凈所得)，但其絕對值大大超過窮國。
斯密認為，產出中投入“非生產性勞動”的比例過多，不利于該國人民維持勤勞的品格，助長了懶散，也不利于國家財富的積累。一是因為“非生產性勞動”的可積累性差，比如戲劇在表演的那一刻，價值就消散了，而機器可以再生產，創造更多價值。二是“非生產性勞動”過度依賴大資本家或達官貴人的施舍。
對于一個國家來說，很少有一國的國民集體揮霍無度，個別人的揮霍或錯誤投資不會造成整體性的財富減少，倒是政府等公職人員的“非生產性勞動”，如果管理不得當，會損失一國財富，比如輕易發動戰爭，國內發生革命等。同樣是“非生產性勞動”，耐久性的消費又優于瞬時的消費，比如房產，珠寶，家具等好過衣物，食物和戲劇。
還有一部分資本間接用于“生產性勞動”，那就是借出收息(很少有人借錢純粹為了消費)。對這部分資本，只要規定一個合適法定最高利率即可，這個利率要略高于市場正常的借貸利率。定的過低，非但不會阻止人們借錢，還會增加借貸成本，因為增加了違法被查的風險溢價。定的過高，助長了某些激進企業家進行高風險借貸。
資本的各種用途
資本指可獲益的物品，資本的'投入有四個方向：投入到初級品的生產(類似于農業畜牧業的第一產業);投入到制造加工品生產中(第二產業);投入到貨物貿易中;投入到貨物零售中。前兩種是后兩種存在的基礎。
零售商除了為批發商提供了利潤外，只驅動了自己這個唯一的生產性勞動者。批發商除了為第一第二產業制造商提供利潤外，還驅動了運輸業和自己這兩類生產性勞動者。制造業除了為第一產業提供利潤外，還驅動了大量的勞動力，使其獲得工資。斯密認為，資本投入農業，驅動的生產性勞動最多，因為需要的勞力多，而且回報多，比如扣除成本的地租可達產出的四分之一以上，制造業很少有這樣的回報率。
就資本的流通范圍來說，農業和零售業通常是本地化的，流通范圍較窄。制造業的工廠和勞工大多也是本地化，但原材料和產品不一定如此。當一國的資本不足以同時投向上述4個方向時，斯密以北美殖民地為例，認為投向農業，對本國的勞動性生產貢獻最大，其次是制造業。
就貨物貿易來說，同樣的資本，由于周轉速度的差異，國內貿易驅動的生產性勞動，高過外國消費品貿易，又高過純粹的海外貿易。比如國內貿易，一年資金可周轉四次，海外貿易只能三年周轉一次，有一半的周轉在海外完成，那相同的資本，驅動的勞動相差二十四倍。
但即使如此，斯密并不主張政策傾向某種貿易，因為海外貿易的存在，表明國內某產物超過了國內市場的需求，如果不進行海外貿易，這部分勞動將消逝。即使完全販運國外貨物，販運本身也是一種勞動。一國出現大量海外貿易，有時也側面反映該國國內的產出極為豐富。
雖然農業能驅動更多的勞力，回報率也更高，但當時歐洲的事實是，很多人靠制造業或貨物貿易發了財，卻很少有人靠農業發財。斯密將在第三和第四卷中解答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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