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甫長安困守十年 走上偉大詩人之路
天寶五載(746)，35歲的杜甫從洛陽來到大唐帝國的首都長安(今陜西西安)。
長安是唐朝政治、文化中心，是全世界最繁榮、壯麗的大都會。雄偉的宮殿、寬闊的街道、整齊的民居、繁榮的市場，到處充滿了熙熙攘攘的人群。當官的、求官的、經商的、溫課的、獻藝的、賣唱的，匯聚長安。日本人、高麗人、波斯人、西域人、印度人或從海路乘船，或從絲綢之路帶著駝隊來到長安。據統計，盛唐時長安的常住外國商人、留學生等近10萬人，在全城百萬人口中占相當可觀的比例。長安好像是一座學校，使人們受到教育;又如同一個舞臺，讓人們登臺亮相;又好比一個賭場，誘使人們為人生投下賭注一試輸贏;又仿佛是一面鏡子，映出人們各自的真面貌……長安是一塊磁石，吸引著人們投入她的懷抱。
杜甫也和其他讀書人一樣，讀了書增長了才干，來到京華，來到天子腳下，目的是“致君堯舜上，再使風俗淳”。雖然他的朋友李白兩年前從長安退出，瀟灑自在過日子去了，但杜甫對他的家庭“奉儒守官，未墜素業”抱有自豪感，對自己“讀書破萬卷，下筆如有神”充滿強烈的自信心，因此他要來長安試試自己的運氣，也許機會來了他能“立登要路津”。
一
機會果然來了，他到長安的第二年，唐玄宗下詔征天下士人有一藝之長者，都到京師參加考試。杜甫興致勃勃地報名參加了，結果落選了。天下士子被口蜜腹劍的李林甫欺騙了，戲弄了，參加考試的竟無一人得第。唐玄宗也被騙了，李林甫上表賀稱“野無遺賢”!剛到長安杜甫就挨了當頭一棒，他傷心，他失望。
為了前途他還要拼搏，為了生計他還要掙扎。當時的社會“干謁”成風，奔前途的讀書人都在考試前將自己的詩文作品裝飾一番，送給有地位、有影響的達官貴人、社會名流，以求汲引推薦;有時直接向關鍵人物投贈詩文，希圖薦舉贊譽。杜甫未能免俗，也參加到干謁隊伍中，真是可憐啊，過著“朝扣富兒門，暮隨肥馬塵。殘杯與冷炙，到處潛悲辛”的屈辱生活。天寶七載(748)，原任河南尹時曾多次到首陽山下訪問杜甫的韋濟，到長安任尚書左丞，他很欣賞杜甫的詩，常在百官聚會宴飲時吟誦杜甫的詩，杜甫心存感激也懷著希望，給他寫了幾首詩，最有名的就數《奉贈韋左丞丈二十二韻》。詩送上去了，可是沒有結果。杜甫還給京兆尹、翰林學士、駙馬、王爺、太常卿、諫議大夫等贈詩，然而送上的詩都如石沉大海，一次次的希望終成泡影。也許是接詩者不識貨分不出好壞，也許是口頭稱贊他的人心里并不真愛才，也許杜甫本人不是合乎封建社會規格的人才。你看，他給韋濟寫詩，請求人家推薦自己，可是感激話沒說幾句，竟然在結尾大聲喊出“白鷗沒浩蕩，萬里誰能馴”，誰會喜歡不馴服的人呢!
給大臣們贈詩看來希望不大，杜甫干脆直接向玄宗皇帝獻賦，天寶九載(750)先投了《雕賦》，如泥牛入海無消息。第二年正月初八到初十，唐玄宗隆重地接連舉行三個盛典，祭祀老子、祖廟和天地。杜甫認為自己一試身手的機會來了，于是精心趕制了《朝獻太清官賦》《朝享太廟賦》《有事于南郊賦》，歌功頌德，勸百諷一，并寫了《進三大禮賦表》給皇帝。玄宗被杜甫的文采打動，親自召見，命他待制集賢院，讓宰相考他文章。“憶獻三賦蓬萊宮，自怪一日聲輝赫。集賢學士如堵墻，觀我落筆中書堂。”可是得意了一陣子之后，又無聲息了。有人猜測李林甫搗鬼，其實玄宗也把杜甫忘了。杜甫入長安的前一年，玄宗冊封楊貴妃，“從此君王不早朝”，大權旁落，奸相當道，忠賢如杜甫這樣的人怎會有出路呢?他又失望了。
二
這次打擊使杜甫開始清醒了。他從自己的出路轉而注意到國家的出路，很多事情令他憂慮，詩中開始反映社會，揭露弊端，關注現實，抒發憂思。《兵車行》是杜甫第一首反映民生疾苦，揭露朝廷窮兵黷武政策的詩，標志著杜甫現實主義創作的新起點。之后，杜甫接連寫出現實性、社會性、批判性極強的詩篇，如《前出塞》九首。天寶十一載秋與高適、岑參、儲光羲、薛據等同登大雁塔有《同諸公登慈恩寺塔》，十二載春諷刺楊氏兄妹荒淫腐化的《麗人行》，十四載揭露安祿山蓄謀叛亂的《后出塞》五首，等等。日漸衰落的唐代社會把杜甫推上了批判現實的創作道路。
長安這座大學校教會了杜甫許多東西，他認清了世俗的“翻手作云覆手雨”，失意的鄭虔成了他的知己。鄭虔多才多藝，在自己畫上題詩獻給玄宗，皇帝贊其詩、書、畫 “三絕”，給了個廣文館博士的“冷官”，無權無錢。兩人同病相憐，成忘年交(鄭比杜大20歲)。“諸公袞袞登臺省，廣文先生官獨冷。甲第紛紛厭粱肉，廣文先生飯不足。先生有道出羲皇，先生有才過屈宋。德尊一代常坎軻，名垂萬古知何用!”是為鄭虔鳴不平，也是為自己抒憤，更可以說是為廣大讀書人向封建社會賢愚不辨發出吶喊。
到天寶十四載(755)，杜甫困守長安十年。中間也曾回洛陽、偃師探家幾次，還曾把家小接到長安來。但長安居大不易，不久又將家安頓在奉先(今陜西蒲城)縣，他自己一個人獨居長安。這年冬季十一月，杜甫從長安出發去奉先縣探家，一路上的所見所聞，十年來的思想追求，憂國憂民的情懷，都寫進空前的巨著《自京赴奉先縣詠懷五百字》中。這首詩是杜甫十年長安困守的政治總結，標志著詩人創作攀上了現實主義的高峰，是杜甫創作道路上的里程碑，具有劃時代的偉大意義。十年困守功名未成，卻使杜甫走上了偉大詩人的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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