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村》杜甫唐詩鑒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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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村
杜甫
清江一曲抱村流，
長夏江村事事幽。
自去自來梁上燕，
相親相近水中鷗。
老妻畫紙為棋局，
稚子敲針作釣鉤。
但有故人供祿米，
微軀此外更何求？
譯文
浣花溪清澈的江水，彎彎曲曲地繞村而流，在長長的夏日中，事事都顯恬靜、安閑。
梁上的燕子自由自在地飛來飛去，水中的白鷗相親相近，相伴相隨。
相伴多年的妻子在紙上畫著棋盤，年幼的兒子敲彎了鋼針要做成魚鉤。
只要有老朋友給予一些錢米，我除了這個還有什么可奢求的呢？
注釋
江村：江畔村莊。
清江：清澈的江水。江：指錦江，岷江的支流，在成都西郊的一段稱浣花溪。曲：曲折。抱：懷擁，環繞。
長夏：長長的夏日。幽：寧靜，安閑。
自去自來：來去自由，無拘無束。
相親相近：相互親近。
畫紙為棋局：在紙上畫棋盤。
稚子：年幼的兒子。
祿米：古代官吏的俸給，這里指錢米。“但有”句，一說為“多病所須惟藥物”。
微軀：微賤的身軀，是作者自謙之詞。
鑒賞
這首詩作于唐肅宗上元元年（760）。此前， 詩人經過四年的流離生活，從同州經由綿州，來到了尚未遭到戰亂騷擾的成都郊外浣花溪畔。他依靠親友故舊的資助而辛苦經營的草堂已經建成；飽嘗顛沛流離之苦的詩人，終于獲得了一個暫時的棲身之所。時值初夏，浣花溪畔，江流曲折，水木清翠，一派恬靜幽雅的田園景象。詩人因之借《江村》詩題，放筆詠懷。
本詩首聯第二句“事事幽”三字，統領全篇。中間四句，緊緊扣住“事事幽”，一路敘下。梁間燕子，時來時去，自由而自在；江上白鷗，忽遠忽近，相親相近。從詩人眼里看來，燕子也罷，鷗鳥也罷，都有一種忘機不疑、樂群適性的意趣。不僅美好夏景讓人陶醉，家中的恬靜使詩人愜心快意：老妻畫紙為棋局的癡情憨態，望而可親；稚子敲針作釣鉤的天真無邪，彌覺可愛。結句“但有故人供祿米，微軀此外更何求”，雖然表面上是喜幸之詞，而骨子里正隱含著不少悲苦之情。曰“但有”，就不能保證必有；曰“更何求”，正說明已有所求。杜甫確實沒有忘記，自己眼前優游閑適的生活，是建筑在“故人供祿米”的基礎之上的。
一旦分祿賜米不存在了，一切就都談不到了。所以，這結末兩句，與其說是幸詞，倒毋寧說是苦情。
中聯四句，從物態人情方面，寫足了江村幽事，然后，在結句上，以“此外更何求”一句，承合“事事幽”，收煞了一篇主題。
《江村》一詩，在藝術處理上，也有獨特之處。
一是復字不犯復。首聯的兩句中，“江”字、“村”字都出現過兩次。按一般律詩的要求，頷、頸兩聯同一聯中忌有復字，首尾兩聯散行的句子，要求雖不那么嚴格，但也應該盡可能避復字。這里用一對復字反有一種輕快俊逸的感覺，并不覺得是犯復了。這情況，很象律句中的拗救，拗句就要用拗句來救正，復字也要用復字來彌補。況且，第二句又安下了另外兩個疊字“事事”，這樣一來，頭兩句詩在讀起來的時候，就完全沒有支撐之感了。
二是全詩前后照應緊湊。“梁上燕”屬“村”，“水中鷗”屬“江”；“棋局”正承“長夏”，“釣鉤”又暗寓“清江”。頷聯“自去自來梁上燕，相親相近水中鷗”，兩“自”字，兩“相”字，當句自對；“去”“來”與“親”“ 近”又上下句為對。自對而又互對，讀起來輕快流暢。頸聯兩句皆以樸直的語氣，最能表達夫妻偕老，相敬彌篤，稚子癡頑的意境。
三是結句，忽轉凄婉，是杜甫詠懷詩一貫的特色。
杜甫有兩句詩自道其做詩的甘苦，說是“愁極本憑詩遣興，詩成吟詠轉凄涼”（《至后》）。這首詩本是寫閑適心境，但他寫著寫著，最后結末的地方，也不免吐露落寞不歡之情，使人有悵然之感。前人謂杜詩“沉郁”，就在此處。
杜甫
杜甫（712－770），字子美，自號少陵野老，世稱“杜工部”、“杜少陵”等，漢族，河南府鞏縣（今河南省鞏義市）人，唐代偉大的現實主義詩人，杜甫被世人尊為“詩圣”，其詩被稱為“詩史”。杜甫與李白合稱“李杜”，為了跟另外兩位詩人李商隱與杜牧即“小李杜”區別開來，杜甫與李白又合稱“大李杜”。他憂國憂民，人格高尚，他的約1400余首詩被保留了下來，詩藝精湛，在中國古典詩歌中備受推崇，影響深遠。759-766年間曾居成都，后世有杜甫草堂紀念。
詩歌風格
沉郁頓挫
杜甫的詩歌在語言上，普遍認為具有“沉郁”的特點，“沉郁”一詞最早見于南朝，“體沉郁之幽思，文麗日月”，后來杜甫寫更以“沉郁頓挫”四字準確概括出他自己作品的語言，“至于沉郁頓挫，隨時敏捷，而揚雄、枚皋之徒，庶可跂及也”。對杜詩進一步的研究發現，其詩歌風格的形成，與其恪守的儒家思想有著密切關系。同時，杜甫處于盛世末期，少時有雄心壯志，“會當凌絕頂，一覽眾山小”，后來安史之亂爆發，國運衰微，加之仕途不濟命途多舛，理想與現實的巨大差距也使杜詩詩風大有轉變，趨近現實主義。而杜詩對意象選擇的個性化，是杜詩語言的基礎。常在杜詩中出現的意象，例如古塞、秋云、猿嘯、殘炬、急峽、危城、孤舟、落花、落日等自然景觀，以及織女、老婦、老農、嫠婦等普通百姓，還有官吏、將軍、惡少等權貴勢力，都表現了杜甫對“中興濟世的熱切，對淆亂乾坤的指斥，對橫行霸道的憤慨，對漂泊流離的悲傷，對生靈涂炭的悲憫，對物力衰竭的惋惜，對博施濟眾的贊美”，而正是這些沉重情感的表達，使得杜詩的語言趨于“沉郁頓挫”。吳沆《環溪詩話》評杜甫晚期詩句“恣肆變化、陽開陰合”又云：“惟其意遠，舉上句，即人不能知下句”。吳沆又說：“凡人作詩，一句只說得一件事物，多說得兩件。杜詩一句能說得三件、四件、五件事物；常人作詩，但說得眼前，遠不過數十里內，杜詩一句能說數百里，能說兩軍州，能說滿天下，此其所為妙”。
兼容并蓄
杜甫的詩歌在風格上，是兼備多種風格的，元稹這樣評價杜甫：“至于子美，蓋所謂上薄風騷，下該沈、宋，言奪蘇、李，氣吞曹、劉，掩顏、謝之孤高，雜徐、庾之流麗，盡得古今之體勢，而兼人人之所獨專矣。”秦觀也有類似的看法：“于是杜子美者，窮高妙之格，極豪逸之氣，包沖淡之趣，兼俊潔之姿，備藻麗之態，而諸家之所不及焉。然不集眾家之長，杜氏亦不能獨至于斯也。”例如杜甫也有狂放不羈的一面，從其名作《飲中八仙歌》就可以看出杜甫的豪氣。主流觀點認為，杜甫詩歌的風格沉郁頓挫，語言精煉，格律嚴謹，窮絕工巧，感情真摯，平實雅談，描寫深刻，細膩感人，形象鮮明。“為人性僻耽佳句，語不驚人死不休”是他的創作風格。就杜詩特有的敘事風格和議論風格而言，有學者認為是受到《詩經·小雅》的影響，而其悲歌慷慨的格調，又與《離騷》相近。也有學者認為，杜詩具有仁政思想的傳統精神，司馬遷的實錄精神。還有觀點認為杜甫詩作具有“人道主義精神”。唐代的大文學家韓愈曾把杜甫與李白并論說：“李杜文章在，光焰萬丈長”。王安石表彰杜詩“丑妍巨細千萬殊，竟莫見以何雕鎪”的成就。陳善《捫虱新語》卷七：“老杜詩當是詩中《六經》，他人詩乃諸子之流也”。蔣士銓《忠雅堂文集》卷一《杜詩詳注集成序》亦稱“杜詩者，詩中之《四子書》也。”
煉字對仗
杜甫的詩歌在格律上，具有煉字精到，對仗工整的特點，符合中國詩歌的“建筑美”，例如“風急天高猿嘯哀，渚清沙白鳥飛回，無邊落木蕭蕭下，不盡長江滾滾來”就是杜詩煉字與對仗高超的體現。另外，在體裁上杜甫有許多創新，例如他在五七律上的創造性也是他文學創作的獨到之處。
內容深遠
杜甫的詩歌的內容上，作品大多是反映當時的社會面貌，題材廣泛，寄意深遠，尤其描述民間疾苦，多抒發他悲天憫人的仁民愛物、憂國憂民情懷，杜詩有詩史之稱，這種說法最早見于晚唐，“杜逢祿山之難，流雍隴蜀，畢陳于詩，推見至隱，殆無遺事，故當號為詩史”。到宋時成定論，但詩史之義各有各說。人有以史事注杜詩，認為杜詩為紀實的詩，可以補史證史，所以稱為詩史。這種說法只重史事之虛實真假，而輕視詩的情感特性。有人認為杜甫具史識史見，其筆法之森嚴，可媲美漢朝歷史學家司馬遷。而詩有評人評事者，皆可“不虛美，不隱惡”，故號詩史。此說可取。另一說是，杜甫之詩之所以號詩史，因其悲天憫人，感時傷事，這種說法在一定程度上也是可取的。但也有不喜歡杜甫詩者，楊億就不喜歡杜甫，劉放《中山詩話》云：“楊大年不喜杜工部詩，謂為村夫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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