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索從孟子的“王道”思想看民本政治
摘 要：孟子王道政治學說是在王道與霸道的這兩種不同的施政理念的論爭中展開的。而對于此學說的研究則可以分別從社會結構和精神內涵兩個層面去認識和討論;以往學者對于孟子王道思想的研究多側重于精神層面的分析，而筆者意圖在孟子王道思想的“結構”層面有所創建，重在孟子政治結構層面的分析與探究。并將經濟學中反壟斷的思想理論援引到對孟子王道思想的研究之中，探索其“尊王黜霸”的深刻內涵。論證孟子王道思想的偉大創見不僅在于其人文情懷的一面，而更在于其對社會結構進化提供一整套思想理論并在思想上產生了巨大變革。在理論上將通過國家暴力實現統治者抱負的方式轉變為通過實行仁政的方式實踐其抱負，通過人民“居處仁”的“功利”抉擇，拆解國家間暴力征伐的以得天下的基礎。
關鍵詞：孟子;王道;霸道
前 言
“王道”之說源于《尚書·洪范》，代表符合道德要求的政治秩序。“王道”觀念經孟子發揮，成為儒家政治理想的集中表達。本文試圖從孟子“尊王黜霸”這一視角對其王道思想進行分析研究，探索其思想發生的淵源;提煉孟子王道思想豐富內涵;論述孟子王道思想對于理想政治道路的開拓性作用。
一、孟子“尊王黜霸”思想探源
學者王心竹1認為以相對待形式并列出現的王道與霸道這對范疇是存在著時序性的，王道是對西周社會政治文化和制度的概括，經孔子的理論升華至此已上升為一種政治文化理想，作為歷史性概念的“王道”，從孔子所生活的春秋中期開始被轉化成了價值性概念。霸道則形成于王道衰落的過渡之際，在這一時期主要指由春秋五霸所推行的政論和治術。由王道到霸道，是一個歷時性的發展結果。
二、孟子“尊王黜霸”思想的主要內容
(一)以民為本
在《孟子·盡心下》中便有這么一段敘述“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是故得乎丘民而為天子，得乎天子為諸侯，得乎諸侯為大夫。諸侯危社稷，則變置。 犧牲既成，盛既潔，祭祖以時，然而早干水溢，則變置社稷。”意思是說，得到天子的歡心就可以作諸侯，而得到人民的歡心則可以作天子。諸侯危害國家，就廢掉改立。如果祭祀不失，而土神和谷神不能佑護百姓，也可以改立之。由此可見，孟子已鮮明的將人民確定為理所當然的天下之主，人民有選擇代理人為自己服務的權利，當然也有權廢棄違背“自身”意愿的“獨夫”、“民賊”。
(二)保民而王
既然孟子提倡王道與當時流行的霸道分野在于貴民，那么王道的施政措施之中必定要以保證人民的生息為重點。故而提出了，欲王天下以成王道，必先從“保民”始，“保民而王，莫之能御也” (《孟子·梁惠王上》)。
(三)順應民志
《孟子·梁惠王上》中寫到“彼陷溺其民，王往而征之，夫誰與王敵?故曰：‘仁者無敵’，王請勿疑!”意思是說，只要是順應民意的征伐行為是具有天然正當性的，是救人民于水火，解危困于倒懸，定然得到人民的擁護與支持。“《書》曰：‘湯一征，自葛始’，天下信之。東面而征，西夷怨;南面而征，北狄怨。曰：奚為后我?民望之，若大旱之望云霓也。歸市者不止，耕者不變。誅其君而吊其民，若時雨降，民大悅：我后，后來我蘇。(《孟子·梁惠王下》)當年成湯的征討從葛國開始，向東面征討，西方的夷人便埋怨;南向征討，北方的狄人便埋怨。都說：‘為什么把我丟在后面!’人民對成湯的盼望如同久旱盼望甘霖，“甘霖”到來之時，便是百姓解困之日。正所謂“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寡助之至，親戚畔之;多助之至，天下順之。” (《孟子·公孫丑下》)適逢亂世，能有一支代表人民意志的王者之師，當然可以天下無敵。
(四)一統天下
經過上面幾節的敘述，接下來就可以談談對于孟子“尊王黜霸”王道思想在天下政權結構之一層次的理解。
對于王道政治自身而言是具有一個自我更新的能力的，她的內在精神是反壟斷。上面幾節提到了有關君主王天下所應當采取的一些措施，但不能簡單地理解為行王道就是通過走“人民路線”而達到統一天下的政治目的，確切地說統一天下是行霸道君主所追求的終極目標，但這絕不是行王道所該達到的。行王道追求的是一統天下，雖只一字之差，但二所包含的天下政權組織結構與發展方向卻截然不同;可以說王道所追求的天下圖式是為了使“保民”這一政治目的一直能夠得以貫徹，君王可以行一時之仁，但很難保證其政策千古不移、萬世不變。孟子并非像有些學者所說的那樣將行王道的理想僅僅寄托于那些手握重兵的諸侯身上;孟子之所以四處講學，泛言先王，那么激烈的抨擊“霸道”倡揚王道，其真正目的是要維護“王道天下”的政治結構，因為這種結構可以保證人民始終都能夠有機會通過自己的利害權衡與判斷，罷黜“民賊”、“獨夫”，支持和擁立最能代表他們利益的君王為天下共王，從而也就可以保證社會的動態發展向有利于人民的方向上發展;在不同的時期，人民可以通過比較不同諸侯國間國君的施政狀況辨別賢愚，各諸侯王也忌憚于民眾的力量而有警于自身是否實施仁政，有志于“王天下”的國君便可以通過更優的惠民政策以爭取民眾的信任，最終實踐其政治理想，由此天下間便可形成力主于“保民”、“利民”的“優勝劣汰”的政治格局，從而在根本上保證人民的利益。
諸學者在研究孟子王道思想之時往往執著于文字，忽略王道思想“日新”這一核心主題。所謂“日新”即自我革新，唯有與時革新，不斷自我豐富的邦國才有可能實踐王道，“協和萬邦”。湯之所以能滅夏，周之所以可伐商，是有其深刻內因在里面的，《詩經·大雅·文王》中載有的“周雖舊邦，其命維新。”想是可以作為以上論斷的佐證的。所以若要“王天下”、“行王道”不是有一顆“仁心”就夠了的，還應在施政層面多有建樹，為當適時各邦國的表率，體現鮮明的先進性。孟子講 “王不待大，湯以七十里，文王以百里”(《孟子·公孫丑上》)既然“王不待大”那成湯、文王所依憑的就是“德”，就是能夠適時的貼近“民本”，能夠更好地代表人民的意志。
事物是不斷發展的，一時之政策在當時可能是很能貼近人民的，但隨著時間的推移，往往政策與現實之間就會發生疏離，所以商代夏、周代商是具有其必定性的。沒有一勞永逸的制度，因此維護社會的“日新”機制，便是實踐“民本”的最好方式。而周王室衰微后，霸道的崛起大有阻絕社會“日新”的趨勢，這也就不怪乎孟子為何不辭勞苦、奔波一生，為抨擊“霸道”疾與呼了。
三、總 結
孟子的王道思想是在對霸道的批評、總結中展開、豐滿、成熟起來的。孟子以“民本”對抗“君本”，宣稱人民才是歷史的主體，國家的主人，王朝更迭也應該是人民選擇的結果，通過“君民變置”、“暴君放伐”來實現人民對歷史的選擇。
以前有大量學者在評述孟子王道思想所存在的局限性時，往往認為它所講的王道踐履依賴于執政者道德水平，缺乏確在的約束力以規范其一直行“仁政”，最終必定流于一種理想化的存在，而他們忽略了孟子所講的王道踐履并非是要在一時一域內論輸贏，王道所承載的時空跨度異常廣闊;自孟子始，王霸之辯在中國開始成為一個亙古彌新的主題，它所傳達的“民本”思想具有深刻的歷史內涵：歷史的偉力始終在于人民，人民始終是歷史的主體，是時代的創造者。
注釋：
[1]王心竹：《以尊王賤霸倡王道理想—孟子王霸論探析》[J]，《河北學刊》2012年第1期，第182-186頁。
參考文獻：
[1]楊伯峻譯著：《孟子注釋》[M]，北京：中華書局，2010年。
[2]王心竹：《王夫之王霸論淺析》[J]，《青海社會科學》2012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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