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離騷》中“澤”字注釋的探析
在我們上學期間，說起文言文，大家肯定都不陌生吧？文言文是中國文化的瑰寶，古人為我們留下了大量的文言文。相信還是有很多人看不懂文言文，以下是小編收集整理的《離騷》中“澤”字注釋的探析，僅供參考，歡迎大家閱讀。
《離騷》中“澤”字注釋的探析
被選入高中語文第三冊的《離騷》段落里，有一句“芳與擇其雜糅兮”，而其中的“澤”字在教材中注釋為“污濁”，對于這樣的解釋，無論是學生還是老師都難以理解的，誰又能將光澤、潤澤、恩澤一類的美好事物與污濁聯系起來呢？
“澤”在商務印書館出版的《古漢語常用字字典》中的義項分別為：
1、聚水的洼地；
2、雨露；
3、光澤，潤澤；
4、恩澤、恩惠。
在商務印書館出版的《古代漢語詞典》中，“澤”有兩個讀音：讀zé時的義項有：
1、沼澤，湖澤；
2、雨露；
3、潤澤，潤飾；
4、津液，如汗水、唾液等；
5、恩惠，恩澤；
6、讀shì時解釋為：通“釋”，放棄。
商務印書館出版的《現代漢語詞典》中解釋為：
1、聚水的地方；
2、濕；
3、金屬、珠玉等的光；
4、恩惠。
值得一提的是，在《古漢語常用字字典》中，“光澤，潤澤”義項的例句為：屈原《離騷》：“芳與澤雜糅兮。”（芳：芳香。雜糅：混合揉合。）如果這一注釋正確，那么，“芳”和“澤”本來就是同一類美好事物，又如何“雜糅”呢？
同樣，如果教材中注釋為“污濁”是正確的，那么，為什么在工具書上沒有相同的注釋，而只有相反的注釋呢？況且，古漢語的法則是“例不十，法不立”，僅以這一例句，可能無法原其說。
因此，筆者認為，在《詩經·秦風·無衣》中，“澤”被注釋為：通“襗”，內衣。那么我們可以由“內衣”引申為“汗垢，污漬”，這樣來解釋《離騷》中的“澤”，也許會更合理。
屈原離騷賞析
《離騷》作于楚懷王二十四、五年(前305、前304)屈原被放漢北后的兩三年中。漢北其地即漢水在郢都以東折而東流一段的北面，現今天門、應城、京山、云夢縣地，即漢北云夢。懷王十六年屈原因草擬憲令、主張變法和主張聯齊抗秦，被內外反對力量合伙陷害，而去左徒之職。后來楚國接連在丹陽、藍田大敗于秦，才將屈原招回朝廷，任命其出使齊國。至懷王二十四年秦楚合婚，二十五年秦楚盟于黃棘，秦歸還楚國上庸之地，屈原被放漢北。
漢北其地西北距楚故都鄢郢(今宜城)不遠。《離騷》當是屈原到鄢郢拜謁了先王之廟及公卿祠堂后所寫。詩開頭追述楚之遠祖及屈氏太祖，末尾言“臨睨舊鄉”而不忍離去，中間又寫到靈氛占卜、巫咸降神等情節，都和這個特定的創作環境有關。
《離騷》是一首充滿激情的政治抒情詩，是一首現實主義與浪漫主義相結合的藝術杰作。詩中的一些片斷情節反映著當時的歷史事實(如“初既與余成言兮。后悔遁而有他。……傷靈脩之數化”即指懷王在政治外交上和對屈原態度上的幾次反覆)。但表現上完全采用了浪漫主義的方法：不僅運用了神話、傳說材料，也大量運用了比興手法，以花草、禽鳥寄托情意，“以情為里，以物為表，抑郁沉怨”（劉師培《論文雜記》）。而屈原詩人采用的比喻象征中對喻體的調遣，又基于傳統文化的底蘊，因而總給人以言有盡而意無窮之感。
由于屈原詩人無比的憂憤和難以壓抑的激情，全詩如大河之奔流，浩浩蕩蕩，不見端緒。但是，細心玩味，無論詩情意境的設想，還是外部結構，都體現了屈原詩人不凡的藝術匠心。
從構思上說，詩中寫了兩個世界：現實世界和由天界、神靈、往古人物以及人格化了的日、月、風、雷、鸞風、鳥雀所組成的超現實世界。這超現實的虛幻世界是對現實世界表現上的一個補充。在人間見不到君王，到了天界也同樣見不到天帝；在人間是“眾皆競進以貪婪”，找不到同志，到天上求女也同樣一事無成。這同《聊齋志異》中《席方平》篇寫陰間的作用有些相似。只是《席方平》中主人公是經過由人到鬼的變化才到另一個世界，而《離騷》中則是自由來往于天地之間。這種構思更適宜于表現抒情詩瞬息變化的激情。屈原詩人設想的天界是在高空和傳說中的神山昆侖之上，這是與從原始社會開始形成的一般意識和原型神話相一致的，所以顯得十分自然，比起后世文學作品中通過死、夢、成仙到另一個世界的處理辦法更具有神話的色彩，而沒有宗教迷信的味道。屈原詩人所展現的背景是廣闊的，雄偉的，瑰麗的。其意境之美、之壯、之悲，是前無古人的。特別地，屈原詩人用了龍馬的形象，作為由人間到天界，由天界到人間的工具。《尚書中候》佚文中說，帝堯繼位，“龍馬銜甲”。中國古代傳說中的動物龍的原型之一即是神化的駿馬。《周禮》中說“馬八尺以上為龍”，《呂氏春秋》說“馬之美者，青龍之匹，遺風之乘”。在人間為馬，一升空即為龍。本來只是地面與高空之分，而由于神駿變化所起的暗示作用，則高空便成了天界。屈原詩人借助自己由人間到天上，由天上到人間的情節變化，形成了這首長詩內部結構上的大開大闔。詩中所寫片斷的情節只是作為情感的載體，用以外化思想的斗爭與情緒變化。然而這些情節卻十分有效地避免了長篇抒情詩易流于空泛的弊病。
從外部結構言之，全詩分三大部分和一個禮辭。第一部分從開頭至“雖體解吾猶未變兮，豈余心之可懲”，自敘生平，并回顧了屈原詩人在為現實崇高的政治理想不斷自我完善、不斷同環境斗爭的心靈歷程，以及慘遭失敗后的情緒變化。這是他的思想處于最激烈的動蕩之時的真實流露。從“女媭之嬋嬡兮，申申其詈予”至“懷朕情而不發兮，余焉能忍與此終古”為第二部分。其中寫女媭對他的指責說明連親人也不理解他，他的孤獨是無與倫比的。由此引發出向重華陳辭的情節。這是由現實社會向幻想世界的一個過渡（重華為已死一千余年的古圣賢，故向他陳辭便顯得“虛”；但屈原詩人又設想是在其葬處蒼梧之地，故又有些“實”）。然后是巡行天上。入天宮而不能，便上下求女，表現了屈原詩人在政治上的努力掙扎與不斷追求的頑強精神。從“索藑茅以筵篿兮”至“仆夫悲余馬懷兮，蜷局顧而不行”為第三部分，表現了屈原詩人在去留問題上的思想斗爭，表現了對祖國的深厚感情，讀之令人悲愴！末尾一小節為禮辭。“既莫足以為美政兮，吾將從彭咸之所居”，雖文字不多，但表明屈原詩人的愛國之情是與他的美政理想聯系在一起的。這是全詩到高潮之后的畫龍點睛之筆，用以收束全詩，使詩的主題進一步深化，使詩中表現的如長江大河的奔涌情感，顯示出更為明確的流向。詩的第一部分用接近于現實主義的手法展現了屈原詩人所處的環境和自己的歷程。而后兩部分則以色彩繽紛、波譎云詭的描寫把讀者帶入一個幻想的境界。常常展現出無比廣闊、無比神奇的場面。如果只有第一部分，雖然不能不說是一首飽含血淚的杰作，但還不能成為浪漫主義的不朽之作；而如只有后兩部分而沒有第一部分，那么詩的政治思想的底蘊就會薄一些，其主題之表現也不會像現在這樣既含蓄，又明確；既朦朧，又深刻。
《離騷》為我們塑造了一個高大的抒情主人公形象。首先，他有著突出的外部形象的特征。“高余冠之岌岌兮，長余佩之陸離。”“長顑頷亦何傷。”很多屈原的畫像即使不寫上“屈原”二字，人們也可以一眼認出是屈原，就是因為都依據了詩中這種具有特征性的描寫。其次，他具有鮮明的思想性格。第一，他是一位進步的政治改革家，主張法治(“循繩墨而不頗”)，主張舉賢授能。第二，他主張美政，重視人民的利益和人民的作用(“皇天無私阿兮，覽民德焉錯輔”)，反對統治者的荒淫暴虐和臣子的追逐私利（陳辭一段可見）。第三，他追求真理，堅強不屈（“亦余心之所善兮，雖九死其猶未悔”，“雖體解吾猶未變兮，豈余心之可懲”）。這個形象，是中華民族精神的集中體現，兩千多年來給了無數仁人志士以品格與行為的示范，也給了他們以力量。
《離騷》的語言是相當美的。首先，大量運用了比喻象征的手法。如以采摘香草喻加強自身修養，佩帶香草喻保持修潔等。但屈原詩人的表現手段卻比一般的比喻高明得多。如“制芰荷以為衣兮，集芙蓉以為裳。不吾知其亦已兮，茍余情其信芳。”第四句中的“芳”自然由“芰荷”、“芙蓉”而來，是照應前二句的，但它又是用來形容“情”的。所以雖然沒有用“如”、“似”、“若”之類字眼，也未加說明，卻喻意自明。其次，運用了不少香花、香草的名稱來象征性地表現政治的、思想意識方面的比較抽象的概念，不僅使作品含蓄，長于韻味，而且從直覺上增加了作品的色彩美。自屈原以來，“香草美人”就已經成為了高潔人格的象征。（有柳宗元的“驚風亂飐芙蓉水，密雨斜侵薜荔墻。”）
再次，全詩以四句為一節，每節中又由兩個用“兮”字連接的若連若斷的上下句組成，加上固定的偶句韻，使全詩一直在回環往復的旋律中進行，具有很強的節奏感。最后，運用了對偶的修辭手法，如“夕歸次于窮石兮，朝濯發乎洧盤”；“蘇糞壤以充幃兮，謂申椒其不芳”；“惟茲佩之可貴兮，委厥美而歷茲”等，將“兮”字去掉，對偶之工與唐宋律詩對仗無異。
《離騷》不僅是中國文學的奇珍，也是世界文學的瑰寶。 (趙逵夫)
從屈原在當時社會中的身份來說，他是一位政治家，而不是一般意義上的“屈原詩人”；但以他的巨大的創作成就來說，他又是中國文學史上第一位偉大的屈原詩人。《詩經》中也有許多優美動人的作品，但它基本上是群眾性集體性的創作，個性的表現甚少。而屈原的創作，卻是用他的理想、遭遇、痛苦，以他全部生命的熱情打上了鮮明的個性烙印。這標志了中國古典文學創作的一個新時代。
屈原是一位具有崇高人格的屈原詩人。他關心國家和人民，直到今天仍作為堅定的愛國者受到高度評價。雖然他的愛國和忠君聯系在一起，在這一點上，他并不能背離所處時代和社會的基本道德原則，但同時也要看到，屈原又具有較為強烈的自我意識。他并不把自己看作君主的奴仆，而是以君主從而也是國家的引路人自居。他對自己的政治理想與人生理想有堅定的信念，為追求自己的理想不惜與自身所屬社會集團的大多數人對抗，寧死不渝。這就在忠君愛國的公認道德前提下，保存了獨立思考、忠于自身認識的權利。作為理想的殉難者，后人曾從他身上受到巨大感召；他立身處世的方式，也被后世正直的文人引為仿效的榜樣。
屈原的作品，以縱恣的文筆，表達了強烈而激蕩的情感。漢儒曾說，《離騷》與《詩經》中《小雅》同為“忽而不傷”之作，明代屈原詩人袁宏道于《敘小修詩》中駁斥道：《離騷》“忿懟之極”，對“黨人”和楚王都“明示唾罵”，“安在所謂怨而不傷者乎？”并指出：“勁質而多懟，峭急而多露”，正是“楚風”的特點。他的意見顯然是正確的。不僅如此，屈原贊美自我的人格，是率性任情，真實袒露；詠唱神靈的戀愛，是熱情洋溢、淋漓盡致；頌揚烈士的犧牲，是激昂慷慨、悲涼豪壯……。總之，較之《詩經》總體上比較克制、顯得溫和蘊藉的情感表達，屈原的創作在相當程度上顯示了情感的解放，從而造成了全新的、富于生氣和強大感染力的詩歌風格。由于這種情感表達的需要，屈原不能滿足于平實的寫作手法，而大量借用楚地的神話材料，用奇麗的幻想，使詩歌的境界大為擴展，顯示恢宏瑰麗的特征。這為中國古典詩歌的創作，開辟出一條新的道路。后代個性和情感強烈的屈原詩人如李白、李賀等，都從中受到極大的啟發。
屈原是一位愛美的屈原詩人。他對各種藝術的美，都不以狹隘的功利觀加以否定。《九歌》、《招魂》中，處處渲染音樂歌舞的熱烈場面和引發的感動。“羌聲色之娛人，觀者憺兮忘歸”，在屈原筆下，是美好的景象。同樣，他的詩篇，也喜歡大量鋪陳華美的、色澤艷麗的辭藻。他還發展了《詩經》的比興手法，賦予草木、魚蟲、鳥獸、云霓等種種自然界的事物以人的意志和生命，以寄托自身的思想感情，又增加了詩歌的美質。大體上可以說，中國古代文學中講究文采，注意華美的流派，最終都可以溯源于屈原。
在詩歌形式上，屈原打破了《詩經》那種以整齊的四言句為主、簡短樸素的體制，創造出句式可長可短、篇幅宏大、內涵豐富復雜的“騷體詩”，這也具有極重要的意義。
2012年，由八旬清華大學著名書法家、文學家、教育家韓家鰲教授歷時半年時間用草書完成《韓家鰲[2]草書離騷》一書，并寫有“騷體文章久不聞，皇皇屈子第一人；悲吟侘傺湘沅上，遙祭蒼空寫招魂”的詩句。并由人民美術出版社出版，受到文學、藝術、教育等各界的一致贊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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