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析林慎思的政治倫理思想

時間：2024-10-14 00:39:45 論文范文

探析林慎思的政治倫理思想

　論文摘要：林慎思的政治倫理思想是在特殊的歷史時代形成的一種極具現實性和針對性的理論，主要包括以下幾個方面：常念“下民之艱”的民本論，“均賦于民”、“均役于民”的仁政論，“今人易化”的教化論，“有道之君刑峻”的德刑并用論，“任忠去邪，用得其當”的尚賢論等，這些思想至今仍具有積極的借鑒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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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論文關鍵詞：林慎思；政治倫理；民本；仁政；教化

　　在林慎思生活的唐朝末年是一個比較特殊的時代，隨著唐王朝的沒落，社會動蕩，禮義陵遲。在這特殊的歷史條件下，作為一名負責任的儒家學者，林慎思從挽救社會風習和政治秩序的愿望出發，在深刻分析社會現實生活和歷史發展規律的基礎上，在政治、倫理、法律等各個領域，都提出了自己獨特的見解。他的政治倫理主張，是其中非常有特色的一部分。

　　1常念“下民之艱”的民本論

　　在當時社會動蕩、民不聊生的現實面前，林慎思深刻體會到民生多艱，呼吁統治階級多考慮底層老百姓的疾苦。在《伸蒙子·審類》中，他語重心長地說：“處上位者，不見下民之艱，一有不快其心者，則吁聞于天下矣。噫!豈知下民終日勞心，而無告于上乎”?他苦口婆心地告訴那些養尊處優的達官貴人，不要抱怨自己多么艱難，老百姓其實要困苦地多，并且連抱怨的機會都沒有。因此，林慎思要求統治者“耽嗜與民同之”。他特別強調，所謂的“耽嗜與民同之”，并不是要與普通老百姓一起分享統治者所擁有的“樽孽”(美味佳肴)和“金石”(音樂)，而是應當“均役于民”、“均賦于民”，從根本上減輕老百姓的負擔，讓他們過上安居樂業的日子。他分析說：“吾所謂與民同者，均役于民，使民力不乏；均賦于民，使民用常足。然后君有余而宴樂，民有余而歌詠。

　　正是在這個意義上，林慎思十分推崇“無為而治”的統治方法，主張不要過分地約束和盤剝老百姓，而是應當讓他們休養生息，安心從事生產。如果政令過于繁苛，不但對穩固統治秩序無益，反而會使統治者和被統治者都受到損害。他說：“且養其卒，非捕民之寇盜邪?寇盜未必由卒捕也，而先盡民之父子焉；條其吏，非勸民之農桑邪?農桑未必由吏勸也，而先奪民之粟帛焉。斯不亦用去害而為害，化利而失利歟”這一認識，無疑是對處于末路上的唐王朝變本加厲搜刮民脂民膏，千方百計控制人民而造成的種種弊端和危險所提出的具有現實針對性的建議。

　　2“均賦于民”、“均役于民”的仁政論

　　一般來說，“民本”觀念貫徹到政治生活領域中所得出的就是“仁政”的主張。在當時社會秩序混亂，人民生活朝不保夕的情況下，林慎思提出，若在這樣的時代實行“仁政”，將給人民帶來更大的益處更能取得人民的擁護和支持。他以同被儒家視為“圣王”的堯和周文王對比分析說：“五帝之民，以時治為常，遇勛(堯)之仁，豈非食厭而得魚歟?商末之民，以時亂為常，遇昌(周文王)之德，豈非餓困而得食歟?故謂勛民雖樂，不及昌民喜也，亦明矣”既然在社會混亂、民不聊生的時代對老百姓施以恩惠更容易使他們感到快樂和滿足，這無異于告訴當權者，為了穩固自己的地位，必須不失時機的推行“仁政”。

　　林慎思的“仁政”觀是和他的“天道”觀聯系在一起的。在林慎思看來，所謂“天道”，是可以被認識和利用的客觀規律的體現，它的基本要求是必須用“仁義”來治理社會。他告誡統治者，必須時刻不忘以民為本，多考慮老百姓的利益，否則，如果逆天而行必然要受到客觀規律的無情懲罰，難逃滅亡的命運。

　　林慎思雖然強調仁政，但他并不主張用賑濟的方法使老百姓不勞而獲，而是認為應當采用發展生產的方式，從根本上解決老百姓的生活問題，并避免使他們養成浮華怠惰的習慣。在對“耽嗜與民同之”進行解釋時，他指出，考慮老百姓的利益，并不是要他們也象腐化墮落的貴族一樣整天以美味和歌舞進行消遣，而是要讓他們能夠安心生產，沒有過重的負擔和后顧之憂。在《續孟子》中，他批評魯國國君曲解“與民同樂”，讓普通社會成員與自己一起分享美酒和樂舞的作法，說：“民居魯國，若禽之在木，魚之在川也。魯君耽嗜，召民于側，是猶易禽于籠，移魚于沼也。使民且恐且懼，豈暇耽嗜而同于君乎”。林慎思的這種從長遠出發，把解決老百姓的物質生活需要與培養他們的勤勞自強精神結合起來，以尋求長治久安之路的思路，應當說是具有一定見地的。

　　3“今人易化”的教化論

　　林慎思認為，在當時唐王朝的統治已經江河El下，儒家思想受到統治階級的漠視而導致禮法廢弛的嚴峻形勢下，要止頹去弊、起衰救壞，最為迫切和根本的途徑，就在于推行教化。在林慎思看來，教化應當是一項長遠的和普遍的社會任務。它不僅僅是通過道德教育和道德修養來提升社會成員的道德認識，而是應當調動一切社會力量和資源，將教化滲透于社會生活的方方面面。

　　在教化的具體方法上，林慎思所堅持的仍是傳統的禮樂教育。他主張，為了移風易俗，使民向善，就要從最高統治者做起，自上而下地推行禮樂制度。否則，如果最高統治者“不以容儀為務，使上下無儀矣，君臣父子何以則乎”然而，林慎思同時也看到，禮樂對人的約束和感化，與人的自然本性并不是一致的，有時甚至相違背。“可敬者，禮節也，禮則難行，故人不能嗜矣。可去者，非禮也，非禮易惑，故人不能舍矣”。因此，為了達到以禮樂美風俗的目的，社會必須主動加強教化，個人也應自覺進行修養。

　　值得一提的是，在闡述教化理論時，林慎思明確提出了開化民智的主張，反對愚民政策，認為民智的開發與他們道德水平的提高，有著直接的關系，要化民首先必須使民“有知”。在林慎思看來，“人無不惑”，關鍵是“知”與“不知”的問題。“君子知其所惑，而不惑矣；小人不知其所惑，而惑矣”。人們只有知道了自己之“惑”，才能主動改進，加強修養，自覺抵制各種不良傾向，成為一個有道德的人。在這種認識的基礎上，林慎思認為，對“有知”的人和“未有知”的人施以教化，前者要容易得多。他以“古民”和“今人”對比說，雖然“古民性樸，今民性詐”，但“樸，止也；詐，流也。止猶土也；流猶水也。水可決使東西乎?土可決使東西乎，林慎思的這一思想，一反封建社會中長期盛行的愚民政策，在一定程度上揭示了道德認知與道德實踐之間的關系，在理論上和現實上都具有積極的進步意義。

　　4“有道之君刑峻”的德刑并用論

　　如果說在“民本”、“仁政”和教化等問題上林慎思繼承并發揚了儒家傳統的思想，那么在“德刑”觀上，他則在一定程度上吸收了法家的部分思想，與儒家傳統的“德刑”觀產生了一些背離。

　　在林慎思看來，對于建立良好的社會風氣來說，單憑教育本身，是具有很大局限性的。禮樂教化的方法并非對所有人都能奏效，社會中總會有一些人“晝觀刑戮于市，暮行誅劫于衢”，對于這一部分人來說，“豈刑戮能使之鑒邪?蓋盜賊之心不可移也”。因此，在強調仁政和教化的同時，他又主張，在教育熏陶不能有效發揮作用時，就必須輔之以刑罰。為此，他甚至提出了“有道之君刑峻”的理論，說：“水火不暴于虎狼也?然水火之為峻也，必能滔涌天地，焚燎山川，而人不蹈也。狼虎之為峻也，止于呀風吼霧噬獸啖人矣，豈及水火之大歟?所以水火仁于人，而人賴之，不見其峻也；狼虎害于人，而人畏之，故見其峻也。有道之君猶水火然，無道之君猶狼虎然。狼虎不及水火之大，豈不明乎”

　　林慎思不但認為刑罰對于維護一個社會的穩定來說是必不可少的，他甚至認為，對于統治社會、穩定秩序、化美風俗來說，“刑”是比“恩”更有效的手段。他論證說，當用“恩”來治理人民的時候，正是老百姓都能夠自覺遵守社會規范、謹守為民之道的時候，而當用“刑”來校正社會秩序的時候，則說明老百姓已經違背了社會規范，有了違法和逆的舉動。

　　“民既民，恩不加，民白化也；民不民，刑不加，民誰御哉?……是知治民用刑為最”。林慎思的這一思想，對儒家傳統的“德刑觀”做了一個明顯的跨越，究其原因，這與他所生活的時代道德墮落、社會動蕩、民變蜂起的社會現實不無關系。

　　5“任忠去邪，用得其當”的尚賢論

　　選賢任能一直是儒家的一貫主張，林慎思繼承了這一優良傳統，提出并論證了自己的尚賢主張。他看到，無論是推行仁政還是實行教化，都必須“任忠去邪，用得其當發現和使用賢才對于國家治理來說，具有至關重要的意義。為了社會穩定和道德風氣的改善，國家必須任用賢德的人，讓有德行的人居顯位。

　　根據林慎思的主張，要舉用賢才，必須做到以下幾點。第一，必須有“急賢”之心。林慎思很推崇周公“一飯三吐，一沐三捉發”的急賢之舉。他認為，周公對賢士心情急迫、態度恭敬，并不是因為這些人的才德超過自己，而在于用這樣一種尚賢的態度來招攬天下的賢才。“周公以急賢之心，要四方之心。……雖士不及周公，亦下禮而接焉，所以不阻四方之士也。不阻四方之士，則四方之心歸焉。在林慎思看來，統治者只有具有了寬廣的胸襟和對賢才的迫切渴望，才能夠將人才延攬到自己身邊，成為自己治理國家的幫助。

　　第二，在人才的使用上，林慎思認為，應當以實際能力和事功，而不是親疏內外，來作為用人和賞罰的標準。人們在對人進行評判時，常常會因距離的遠近而產生認識的偏差，這在用人方面是應當竭力避免的。對此，林慎思用“傭治粟者”和“傭治膳者”為例比喻說：“治粟功至，僅免于誅也；治膳功至，又加其賞焉。何則?治粟猶四方外臣也，治膳猶左右內臣也，外不及內而然也。噫，使明目達聰，鑒難易于內外，而賞罰豈有謬加者乎．所以，當權者應當盡量把目光放長遠，而不能只信賴左右的近臣，把重任全部交給他們。

　　第三，在人才的判斷標準上，林慎思提出，應當通過實踐活動來檢驗一個人是否是賢才。林慎思認為，人才如同木材一樣。“夫材既伐矣，離于山谷，處于庭，久則圩以封，苔蘚以周。目之于外，誠不分其松櫟也。在斧以削之，斤以斷之，索其內然后辨矣”。

　　人才也是一樣，如果不用，即使“左右前后”之人的“賢不肖”也無法判斷，時間長了，巧言令色的奸佞小人可能得勢，而真正的賢才則難免被埋沒。因此，在用人過程中，只有不斷通過事實加以檢驗，才能決定一個人是否可以委以重任。

　　6結論

　　總之，林慎思的思想，是在特殊的歷史條件下形成的，作為一名動蕩時代長期在地方上執政的官吏和一名有責任心的學者，他的思想，包括其政治倫理思想，所具有的強烈的現實性和針對性，都是不容抹煞和忽視的。其中的許多觀點，不但在當時具有進步的意義，在今天看來，仍具有積極的借鑒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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