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術人工物主客體關系的策略探討的論文
1 可用性的概念
“可用性”概念尚處于豐富和發展階段，工程技術人員常用“可用性”或“易用性”來說明技術產品的易學、易用程度。國際標準化組織(ISO)將其定義為：特定的使用者在特定情境(context)中，實現特定目標所依賴的產品在效力、效率和產品方面令使用者滿意的程度。學者Shakel將其定義為“技術的能力(按照人的功能特性)，它很容易有效地被特定范圍的用戶使用，經過特定的培訓和用戶支持，在特定環境情景中，去完成特定范圍的任務”[1]。可用性專家Jakob Nielsen和Ben Shneiderman在獨立研究系統可接受性(acceptability)的結構時，均認為可用性由以下內容構成：易學、高效、易記、出錯易處理以及讓使用者滿意[2]。工程技術領域與可用性相近的表述還有“有用性”和“實用性”。按照學者Grudin的劃分，有用性指產品能否用來達到某個想要的目標，包括實用性和可用性。實用性指產品在原理上能實現所需的功能，可用性指使用者能很好地使用產品的功能[2]。國內亦有學者將可獲得性(Availability)譯作可用性。
綜上可見，工程語境的可用性定義不夠清晰，常與易用性混用。面向使用者的可用性是冰山一角，而被人們忽視的“可用性”則是更為巨大的部分，對此需要重新界定。可用性作為產品多維度衡量指標，反映了技術人工物功能與主體意向相符合的層面、階段、程度或能力。可用性涵蓋了技術人工物作為意向的觀念模型、試制品到合格產品三個階段，以及作為早期產品、過渡期產品和成熟期產品三個層面的有用、實用和易用的程度或能力。其中，有用性是技術人工物設計目標之一，表征研發新產品的目的性，它偏向主體領域，有價值判斷——如果技術產品具有“可用性”，則是有用的。實用性是可用性的技術基礎，表征設計者能否實現產品設計目標，即在現有材料、工藝、設備、設計水平等條件下，將設計目標產品化，從而將產品規劃所構想的價值、利益通過設計呈現出來，使所構造的技術人工物基本具備符合主體尤其是設計者意向的功能，它側重客觀層面。易用性以實用性為基礎，表征設計產品化后，使用者通過操作獲取意向功能的難易程度，它涉及技術成熟程度、產品貼近市場需求程度，以及使用者對產品滿意程度，側重技術人工物的功能在客觀上能與主體尤其是使用者的意向相符合的層面。上述概念主要區別如下(見表1)。
對新產品而言，可用性三個層面并非同時具備，大致經由三個階段逐漸生成：
第一階段生成有用性。決策者通過市場調研等活動決定開發具有某種新功能的產品以滿足需求，或某科學發現、技術發明使決策者意識到它蘊含價值而決定將其轉化成具有新功能的產品。有用性最初停留于主體觀念中，尚未分化出“二重性”，并不真正能夠正常使用[3]。
第二階段生成實用性。設計者進行構思、研制、改進和驗證等工作，以獲取適用的實物結構。他們權衡決策者和技術條件的制約以及使用者對功能的需求，但是不可能窮盡后者功能及其對結構的反作用。同種功能可由不同物質結構實現，具有不同物質結構的人工物，在性能和價格方面具有差異。其中高性能低價格的試制品因具備較高使用價值而使其自身具有實用性。
第三階段生成易用性。設計者根據產品架構和目標用戶特點，設計產品操作方式使其與使用者意向盡可能貼近，提供易學易用產品。此時產品結構相對固定，而功能展開形式富于變化。其中操作方式符合使用者身心特點的產品，由于能使其功能在使用者手中順利發揮出功效而具備高易用性。這一階段，意味著可用性的完成，包括主體由決策者、設計者傳遞到使用者，建立起由后者向前者反饋，功能對結構反饋，以及標志著由三者組成的主體在新產品平臺上整體提升。
可用性在不同階段權重和呈現方式不同。有用性在第一階段權重最高，進入第二階段物化為產品物質結構，被實用性遮蔽。實用性在第二階段權重最高，進入第三階段作為易用性功能基礎，被易用性遮蔽。易用性在第三階段權重最高，它直接面向使用者，因而常被當作可用性本身。
有用、實用和易用是相對的。早期產品可用性相對其試制階段為高，相對于成熟期為低。就個體而言，由于意向的主觀性，同樣功能在不同主體或主體所處不同階段，可用性評價不同。就群體而言，由于功能的客觀性，主體對同類產品進行比較，可以獲得較一致的可用性評價。
2 可用性對技術人工物主客體的影響
可用性是設計者和使用者聯系紐帶。它既受到結構制約，又通過設計者意向對結構調整；它既決定功能，又經由使用者意向反作用于功能調整，引導技術人工物主客體分化與聯合。
1)可用性通過調節技術產品功能的發揮與使用者意向相一致，促進主體多元化和一體化
可用性與人工物功能以及主體演化密切相關。新技術產品在初創階段，決策、設計和使用者三者不分，往往只有其中之一實際上“在場”，受到設計能力等條件限制，不能完全符合普通人的心理生理條件、知識技能水平和消費水平，對使用者要求很高，往往最初的使用者就是設計者。隨著可用性提升，設計者按預期功能設計產品結構，并使其符合功能的基本需要，使用者遵照規定操作就能勝任，因而對使用者要求隨之降低，用戶群擴大。設計者考慮到功能對結構的反作用，轉向使產品功能與人體各種功能特性相適應和迎合使用者深層次需求，使用者范圍會進一步擴大到普通用戶。高可用性保障同一類產品功能可以被不同操作水平使用者獲取，貫穿使用新產品從生疏到熟練全過程。可用性促使原先大量只能手工或用手動工具完成的功能機械化和自動化，主體由能量輸出者變為目標和決策輸出者，以及監控者、故障排除者等等。
可用性將不同專業設計者、不同層次使用者等聯系在一起。它倡導“傻瓜化”方式，令使用者依賴設計者提供更易用的產品，弱化操作、學習和記憶能力以及體力，同時也強化對話、選擇和反饋能力，促使使用者對產品功能主導性增強和設計者在產品使用中角色淡化。可用性將目標用戶認知表現、情感體驗、社會經驗和知識背景傳遞給設計者，比如操作習慣、文化傳統、初學者心理等。這些知識往往難以量化，有時需要根據使用者生理、心理測試反應做出篩選。可用性不僅讓心理學、美學、社會學等更多社會人文領域的專業人員加入到傳統上以工程技術領域專業人員為主體的產品設計隊伍中來，也讓使用者成為工程共同體的一員。學者文森特的研究表明，在某新飛機設計過程中，為了將使用者的要求整合進去，將飛行員所感受到的經驗“翻譯”成編碼化設計參數，設計者與飛行員之間進行了長達25年的互動。[4]
2)可用性通過完善產品結構使其與設計者意向的功能相符，帶動技術人工物升級和普及
可用性與人工物結構以及客體演化密切相關。人工物最初僅僅是主體意向中產品雛形，對其知之甚少，結構與功能不分，處于混沌之中。有用性向實用性提升，將觀念雛形物化，呈現出實在的結構。觀念模型只是意向性描述，無法預見到實物結構組成元件之間可能潛在相互聯系構成的潛結構。因而需要經過試制在提升可用性的實踐中，通過主體意向對功能、功能對結構的反饋調整加以完善。產品新功能具有稀缺性和有用性，可以吸引高端使用者并預期高價值回報，因而通常會吸引新生產者、新材料、新工藝等介入，并反映在新結構上，從而帶動功能提升。后進入的產品建立在先驅者先期投入換得的經驗教訓之上，實用性往往更高。由于模仿者的競爭，廠家需要不斷提升產品以爭取目標用戶。為提升可用性所做的競爭演繹出各種可能的結構、更加豐富的功能，一旦有產品率先取得技術突破，開發出新的功能和使用價值，就會帶動新一輪產品升級和普及。
可用性引導設計者對使用者操作產品的可能方式進行研究，從而將不同操作水平的使用者對產品功能的使用意向反映到設計甚至是規劃之中，以充分滿足甚至引領使用者對功能的潛在需求，使高新技術產品大眾化。為此，針對不同層次的使用者，可用性對產品系統的結構層次進行選擇和封裝，按照層級形成面向不同主體的技術“黑箱”、“灰箱”甚至是“白箱”。使用者級別越高，產品使用權限越大，產品為其提供的內部結構信息和功能也就越多。例如為高水平攝影愛好者提供單反相機，為初級愛好者提供自動相機。
從人工物可用性角度看，技術主體和客體對功能均產生影響，它們之間也相互影響，但同時又具有一定區分，正如學者Clive Lawson指出，技術主客體盡管某種程度上而言互為條件和結果，但它們是不同的東西不能相互還原或演繹。[5]
3 可用性對技術人工物主客體關系的影響
可用性以設計者意向賦予人工物的潛在功能與使用者在操作中實際能發揮的功能兩者間的比較為反饋，維持結構、功能和主體意向三者之間的動態平衡，調節技術人工物主客體之間互動。人工物結構與功能關系有主動構建和被動適應兩個方面。在條件不充分時，通過降低使用者對產品要求，提高使用者自身素質進行彌補；在客觀條件許可時，使產品結構符合功能要求、功能符合主體意向要求，促使技術人工物主客體關系協調一致。按照錢學森先生“人—機—環境系統”理論，技術人工物以系統的方式存在，發揮功能不僅取決于產品自身，能否辯證地處理好設計者、使用者和產品之間人機交互關系也至關重要(人機交互指用戶與機器系統、包括計算機軟硬件產品之間的相互作用)。功能的實現離不開人工物的主體與客體之間交互活動過程。在工程領域，可用性對技術人工物主客體之間關系的影響主要表現為對人機關系的影響。
1)可用性調諧從“沖突”到“一致”的人機和諧發展關系
可用性要求人機發展速度相互匹配、良性循環和協同發展。一旦人對機功能的掌控能力和機對人意向的追隨能力出現巨大偏差，人機沖突在所難免。提高可用性可以緩解人機沖突；可用性低時，為減少沖突，需要人保證工作環境和操作與實現機的功能所要求的環境和操作一致。可用性通過對可靠性、可維修性、容錯性、冗余性等的提升確保機的運行功能與人對機的任務要求相一致。
機最初多取自天然材料，系統結構簡單、組分功能耦合程度低，與人操控能力持平，例如風車和水車。隨著鋼鐵等材料用于制造業，機器結構和功能逐漸復雜，需要培訓使用者，以便按照機器能接受的方式進行交互。機器力量和復雜程度一度超過人的操控能力，使用者對機恐懼感進一步降低了可用性，人機沖突頻現。人身事故、機器故障甚至機毀人亡等人機沖突時有發生，實現機的功能不得不要求人對機遷就，乃至“人是機器”，卓別林的電影《摩登時代》生動地表現了這一點。在一定生產制度配合下，人克服種種不便，甚至是挑戰生理和心理極限，以順應機器生產節奏要求。一戰中，各參戰國讓心理學家解決戰時兵種分工、軍工生產中的疲勞問題，讓“人適應機器”；二戰中，雷達的出現提高了武器系統性能，也增加了操作難度，戰爭環境不能保障對使用者實行長期培訓和嚴格篩選，這就迫使設計者考慮人身心特點，從結構上確保武器的可用性，讓“機器適應人”；機械化和自動化使得機器更加復雜有力，減輕了人體力負擔，但提升了操控精確度要求，判斷或操作上微小差錯可能導致嚴重后果，這就要求設計者營造宜人的使用場境，減少人出錯可能，讓“環境適應人”[6]。正如泰勒所言：改善人機關系不僅要強化人對機器適應性，如選拔培訓人，還需要改善操作工具與人體特征匹配關系。
高可用性雖然緩解人機沖突，但沖突并沒有完全消失，而是許多問題在設計階段就被預料，或將使用者可能會犯錯處事先暴露出來，反饋到設計方案上，預設防范措施，從而降低產品誤操作風險。隨著可用性提高，機與人差距逐步縮小，機不再僅被當作工具，還成為人所依戀的伙伴，提供較深層次情感體驗，如電子寵物。可用性的發展使得人能夠非常自如地操作機器，機與人可能發生劇烈沖突之處已被有效“遮蔽”，機器不再“異己”。
2)可用性促成從“復雜”到“簡單”的人機交互操作方式
可用性引導人機交互從人的意向出發，減少不必要的人機交互行為，降低初級使用者學習難度，縮短從初學到熟練使用的時間。它要求以貼近人心理和身體舒適度來設計產品，對機器不足功能進行添加、改進和完善，多余功能進行去除、選擇和遮蔽。它盡量不要求主體改變自己，不為主體增加負擔，在完成任務和保障安全前提下，簡化人機交互的操作方式。使操作行為近似于人自然肢體動作，并傾向于用使用者自然語言取代格式化程序，這在計算機與人交互關系上尤為明顯[7]；具體表現為：其一，操作簡單，最好是“一鍵式”，易學易用；其二，對操作過程的把握清晰、直接、簡明；其三，一定程度的“容錯”，容許無關緊要的誤操作，杜絕嚴重錯誤。例如將模塊間接口設計成插拔式，且有不同顏色或形狀，以便迅速、準確地安裝、拆卸或更換。
早期大型工程需要人組織起來深層次介入，組成非人性的“巨型機器”[8]，機器多為手動工具，操作主要靠人的體能輸出。機械化將人從動力來源中解放出來，承擔信息采集判斷并運用控制裝置來實現所需的功能。此階段可用性低，要求人能及時了解機器狀態，再通過人將操控信息單方向傳遞給機，調整對機的控制。隨著傳感器等發明和使用，增加了機向人傳遞信息的通道，原先依賴人的多媒體、綜合、直接的交互分解為若干單一媒體，分離且符號化不需要人親身參與信息反饋。在計算機支持下，建立在數字化、符號化和圖像化多媒體人機界面基礎上的人機交互，具有自適應、容錯和糾錯等功能，給使用者提供了更為自然的學習和操作方式，一些操作實現了自動化和自主化，操作功能主要由機器實現，人主要負責監視、維護和保障等功能。
可用性使人機交互的操作方法簡單易行，猶如奧卡姆剃刀，將繁瑣多余的操作或省略或屏蔽或隱藏或轉移，精簡一切不必要的東西。多余功能有些未被淘汰，而是以冗余備份等形式被產品系統遮蔽隱藏，在使用者需要時才會顯現。
3)可用性促進“機”競人擇的人機關系演進模式
可用性促使人機關系符合人的功能特性，工具、車輛對手腳功能的模擬、傳感器對眼睛皮膚功能的模擬、電腦對人腦功能的模擬，人機界面對人與人面對面交流模式的模擬使得機的發展越來越有“人”性，不僅模擬人生物功能，還模仿人社會行為。究其成因在于可用性的影響——人按照自己的需求設計機，機演進只有沿著便于人使用的方向才會被人選擇和鎖定，表現為“機”競人擇。在產品成長期，可用性向機傾斜，產品爭相以提高實用性為中心，使用中離不開人的操作配合，人機之間互相制約、互相適應，交替領先。隨著產品成熟，可用性向人傾斜，設計轉向以人為中心，注重文化功能開發。在產品使用環境和操作要求方面，可用性迎合主體需求，更貼近使用者日常環境和使用習慣。
在技術高速發展領域，產品創新方向多維，開發過多功能或過于標新立異，容易迷失設計方向。可用性有助于產品定位選型。據統計，每年有數以千計科技新產品投放市場，其中大多數遭淘汰，科技含量、創新力度并不能完全代表產品化和商品化成功。可用性高且與人需求同步或更能體現、引領“人性”傾向的產品在競爭中更易勝出。例如，“蘋果”手機因其簡潔明快、靈動質感的界面和更能讓使用者愉悅的操控感而熱銷。
可用性的提高進一步解放人，人智慧的增長促進“機”沿著與“人”一致的方向發展。產品生產和使用等各個環節圍繞人的需求，采取倒逼方式，通過權衡，選擇與主體生理、心理和愿景更相符合的設計，可用性引導“機”競人擇，使得產品演化方向由“物”性向“人”性靠攏。可用性規定了機的發展方向，使“人”再次成為“萬物的尺度”。
由以上可用性對人機交互關系的影響可見，可用性通過人機界面連接了人與機兩種性質迥異的系統，對人機交互關系雙方進行了整合，對人機沖突起到緩沖和彌合的作用，為人機關系的發展定基調。可用性低時，人遷就機、人改進機；可用性高時，機迎合人、人依賴機。可用性主要鎖定了機作為人實現目標的工具的演進方向，同時也在一定程度上改造主體以適應機。
4 結語
人工物功能在延展，主體需求在提升。隨著人“需求層次”(馬斯洛)上升，可用性也應相應提升，由生理方面可用到心理方面可用，從物質層面可用到精神層面可用。條件欠缺時，可用性首先要求人工物實現最基本的功能以滿足使用者生理和安全等需求。接下來，主體對人工物的可用性要求不再停留于對器官功能的簡單模擬和放大，還希望讓技術人工物接手程序性、可重復的工作，甚至是一部分較復雜的智能工作，以減輕主體身心疲勞。不僅要求機器有用、能用，還希望能讓使用者感到易用、愛用，以滿足人的情感和社會需求。
一方面，主體需要可用性調節主客體間的張力，引導技術人工物演進，使其具有更多功能、更強智能和更高效率；另一方面，需要可用性引導主體從單純重視技術人工物的使用效率和業績等的技術和經濟維度，轉向重視認知和情感等的社會和人文維度。可用性作為連接主客體之間的“懸索”，過于向前或向后(或停滯不前)，都招致詬病。人機關系的沖突性，需要借助可用性達成一致來緩解，人機和諧需要以人的全面發展為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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